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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书评:诗人、流浪者

(刊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早年的名片,内容和版式都极其简单,没有电话号码和Email,只有一个位于某西班牙小城的住址,职业是“诗人、流浪者”。波拉尼奥如果能活到今天(这位智利作家于2003年去世),应该刚刚过完六十岁生日。如今他最著名的头衔是“著名小说家”,诗人的身份偶尔会被提及,至于作为流浪者的经历,人们大概所知更少。但是这些经历构成了波拉尼奥小说的一个重要部分,长篇小说《荒野侦探》(The Savage Detectives)中很多情节应该来源于作者的流浪生涯,而在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Last Evenings on Earth,中译本2013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中,反复出现的也是一些漂泊不定、浪迹天涯的人。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收录的小说很多读起来不像小说,而是更像回忆录或笔记,换句话说,不像虚构,更像是真实事件的记录。如果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些故事中的“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作者本人;如果使用第三人称叙事,故事中经常出现一个化名为B的人物,不管这个B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还是阿图罗·贝拉诺(Arturo Belano,波拉尼奥经常在小说中使用的自己的化名)的缩写,作者似乎都不介意读者把这个人物想像成他本人。

让我们索性把这些“我”和这些“B”当成一个人。那么小说《毛毛虫》写的是B少年时期在墨西哥城逃课、逛书店和混电影院的经历;标题小说《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写的是22岁的B和父亲(一位退役拳击手)的一次出游;《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如标题所言)写的是B在这两个国家晃荡的经历;《通话》涉及B中年时期的一段不成功的恋情;《一件文学奇事》记录的是B与一位文学评论家的怪异关系;而《邀舞卡》几乎就是一篇简短的关于B的人生大事记。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小说记录的是B漂游生涯中邂逅的一些人物,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不得志的文化人或者有些落魄的漂流者,在《圣西尼》中是一位靠参加小说比赛赚奖金为生的落魄小说家,在《恩里克·马丁》中是一位为通俗杂志撰写UFO文章的前诗人,在《安妮·穆尔的生平》中是一位如浮萍般在世界各地漂流的经历坎坷的女子;在《“小眼”席尔瓦》中是一位曾在欧洲和印度漂泊的摄影师;在《戈麦斯帕拉西奥》中是一位在墨西哥沙漠中担任文学美术馆馆长的寂寞的女性诗歌爱好者;在《1 9 7 8 年的几天》中是一位发了疯的流亡作家;在《牙科医生》中是一位残留着文学艺术梦的牙医。

尽管波拉尼奥的长篇小说(如《2666》)常被列入后现代小说之列,但他的短篇小说读起来往往让人感觉不到什么“技巧”的运用,甚至在文字味道方面几乎不像当代小说。不妨做个对比,美国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会使用这样的句子:“他们来了,列队走进美国的阳光之中。他们两人一组——永恒不变的男女搭配——从甬道通过围栏,进入场地中心靠左的位置。”(摘自其长篇小说《毛二世》,Mao II);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会使用这样的句子:“吉百利这个五音不全的独唱家,一边唱着即兴的加萨尔短歌,一边在阳光中翻滚嬉戏,在天空中游泳,蝶式,蛙式,蜷缩身体成一个球……”(《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会使用这样的句子:“本来,海盗觉得自己与英国美妙生活和光滑小腿之间不吝于天地相隔,只能徒然幻想,不料黑白分明的斯科皮娅竟使这些幻想神奇地化为真实。”(《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而到了波拉尼奥这里,我们经常读到的却是这样的句子:“情况是这样的:B和B父去阿卡普尔科度假。一大早,清晨六点,父子俩就要出发。”(《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或者:“这个故事发生在不久前的法国,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亨利·西蒙·勒普兰斯》)。

一位更愿意自称为诗人的作家在他写小说时却尽量回避诗化的语言、回归最平实的句子,这显然是一种风格上的选择。其实阅读小说就像听一个人讲故事,而叙事风格对应的就是这个讲故事的人的腔调和气质。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一个浓妆重彩的人站在打着聚光灯的舞台上高声朗诵;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一位急于倾吐隐秘心声的信徒面对一位牧师进行一场深挖自我灵魂的忏悔;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一个自鸣得意的人兴致勃勃甚至手舞足蹈地吹嘘自己的经历;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一个笨嘴拙舌的求爱者学着别人的样子使用陈词滥调对你表达爱意;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国家电视台的播音员报新闻;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犯了错误的学生念检查。而阅读波拉尼奥短篇小说的感觉大致是这样的:

在一个街上笼罩着薄雾的夜里,你坐在一个空荡昏暗但灯光柔暖的酒吧或者咖啡馆里听桌子对面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讲故事。你的这位朋友游荡四方,阅历甚广,他讲起故事来语速不紧不慢,嗓音略微沙哑但声音十分柔和,不难看出,这位朋友年龄已是中年,经历过一些大起大落,所以也没有什么故事会让他激动到改变语速和语调的地步(最多也就让你隔着桌子看到他眼镜片后面闪过一道不易觉察的光)。你发现自己沉浸到他的故事当中,因为这些故事经常会很精彩,也因为他讲故事的语调让你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知不觉这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当黎明临近的时候,你的朋友消失在晨雾弥漫的街角,你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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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手迹一幅(书法练习)

下图为本人收藏的一幅国父中山先生的题字,内容为:“革命尚未成功,屌丝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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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上冥想

(刊于香港《大公报》)

我坐在飞机上冥想。

过滤掉对一顿美味飞机餐的强烈渴望,过滤掉对于可以把座位放倒、把双腿伸直的无谓幻想,再过滤掉其它诸多不值一提的杂思碎念之后,我冥想的内容大致如下:

飞机是一个适合冥想的地方。如果你把听觉的注意力从邻座那个打鼾的汉子身上移开,把嗅觉的注意力从后排某个刚刚脱掉皮鞋的陌生人身上移开,然后将视线投向窗外——你会发现,此刻你离地三万尺,坐在云的上方。天空碧蓝如洗,空气无比透明,透过像白絮一样轻盈的云朵,即便是下方连绵无尽的海水在视线里也显得如此遥远而且抽象。虽然你正以每小时九百公里的速度飞行,但你的视野里是一片出奇的平静。这一刻,在几个小时的单调飞行之后,即使你有旅伴,他/她也早已陷入昏睡或者独自沉默之中。于是,你几乎是孑然一身地坐在三万尺高空。没有人打搅你,你很容易就会陷入冥想之中。

你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假装在听音乐,其实是在宣告和外界的隔离),忽然感觉到一种回家的错觉。这种错觉近乎荒诞、不合逻辑,但它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长途旅行、尤其是独自一人的长途旅行当中——一次搬家、一次出国、一次变换工作、一次和恋人团聚或者分手。引起这种错觉的是另外一种错觉:你的一生由若干个故事组成,这些故事有喜有悲,有始有终,有不同的发生地、不一样的主人公;你穿梭于这些故事之间,就像一个旅人,而经历每一个故事的过程就像一次旅行。现在,上一次旅行刚刚结束,下一次旅行还没有开始,你身处两个故事的间隙。于是你得以休息,你的行囊丢在客厅,你坐在你真正的家里。若干小时之后,当飞机降落、舱门打开,那才是你真正出门的时刻,那时才是你真正旅行的开始。下一段旅行也许会持续几年甚至更长,当它结束之后,你又会重新坐回到另一架飞机的机舱里,在高速飞行中重新体会这种的回家的感觉、这种亲眼目送一个故事结束、静等另一个故事开始的完全放松的安详状态。

你在冥想中昏昏睡去。当你醒来时机舱里一片黑暗,只有一些镶嵌在座椅上的小型液晶幕里闪动着无声的影像。你在黑暗中端详那些倚靠在座椅上的陌生人的影子,你看到无数个不知名的主人公,属于无数个的不知名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可能精彩绝伦,也可能乏味无比,如果不出意外,你将无缘阅读它们。可是,今夜(也许窗外已经天亮),所有这些故事在此刻暂停、定格,在这个离地五千尺的密闭空间里无声地短暂交汇。这种想法让你感到某种莫名的激动,但这种情绪稍纵即逝,你又陷入昏睡之中。

当我再次醒来,机舱里已是一片明亮,机长正用他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描述着本次航班目的地此刻舒适宜人的好天气。半小时后,我夹在熙熙攘攘的旅客和他们的旅行包之间走下飞机,把几个小时之前的所谓冥想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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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故事没有结局

(刊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如果不出意外,《邪恶的秘密》(英译本书名:The Secret of Evil,目前尚无中译本)应该是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虽然这位智利作家已经去世将近十年,但自《荒野侦探》和《2666》出版以来,他的声名却一直高涨不衰,其“新作”的译本也一本接一本地面市,至今尚未中断。《邪恶的秘密》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英译本于2012年在美国出版。在此之前,波拉尼奥短篇集的英译本该出的大概都已经出过了,而此书收集的内容来源于作者死后在电脑上留下来的遗稿,共计十九篇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都不太统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大部分都没有写完。

“这个故事很简单,虽然本来也可以很复杂。而且,它残缺不全,因为这样的故事是没有结局的。”这是短篇小说《邪恶的秘密》的开头。作者写下这句话也许是在暗示:他笔下的这些故事也许本来就没打算写完。可是,即使有这样的交代,读者也很难相信这篇小说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一位住在巴黎的记者在凌晨四点被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叫醒,约他在塞纳河的一座桥上见面。记者赴约,见到了那个“脸色苍白”的神秘的陌生人,当两人走进一间酒吧坐下来以后,故事就结束了。

小说《达妮埃拉》(Daniela)的篇幅更短,仅有几百字、一个段落,内容是一位自称“宇宙公民”的阿根廷老妇人对少年往事的回忆,提及自己十三岁时失去童贞的经历,但很快便戛然而止。而在本书最后一篇小说《混乱之日》(The Days of Chaos)中,作家阿图罗•贝拉诺(《荒野侦探》的主人公之一,波拉尼奥本人的化身)得知自己十五岁的儿子于柏林失踪,但除此之外并无下文。

我个人感觉以上这几篇(除此之外还有另外几篇)都是没有写完的小说。也许这些小说还没来得及写完作者就去世了;也许作者写下了这几篇的开头之后却感觉写不下去了(这种经验我本人常有),于是就把它们暂时搁置在那里。

然而这本书中还有几篇小说,它们读起来同样不完整,但我们很难确定它们究竟是一篇未完成之作,还是一篇无结局的完整作品。《隔壁的房间》(The Room Next Door)同样是一篇幅很短的小说,前半部分讲的是叙事者参加了一次“疯子的聚会”,被一个陌生人无端地用一把手枪抵住了头,他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此后叙事者忽然开始讲述另外一件和上文没有关系的事情:“当我二十出头、还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在危地马拉的一家旅馆里听到隔壁有两个男人在交谈。”其中一个提到自己杀死了一个女人……然后故事就结束了,而小说前半部分出现的那支手枪应该仍然悬在空中,但根本没有再被提起。我很喜欢这篇怪异的小说。正因为作者决定不去交代它的结局,读者对这一情节的记忆便被定格在那个瞬间,当时的悬念和紧张感便一直无法消解,于是那个瞬间便因此获得了某种永恒。

另一篇小说《罪恶》(Crimes)以一种简洁冰冷的语气描述了一位女记者在撰写一篇犯罪新闻时产生的恐惧心理。故事发生在深夜,空荡的办公楼里出现了一个自称推销员的男子,本来就有些恐惧的女记者开始和这个身份可疑的陌生人谈论新闻中的那个凶手,同时暗自确信这个陌生人正是一名杀人犯。故事在两个人的交谈中突然结束,我们不知道接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那个“推销员”到底是不是危险人物。于是萦绕在小说里的那种不祥的气氛便一直无法散去,永久地留在了书页之间。

必须指出:这本小说集里至少还是有几篇完整作品的。小说《迷宫》(Labyrinth)写的是八位法国知识分子坐在一家啡馆里拍摄的一张照片。作者先是以一种少见的精细笔触一个接一个地描述了这八个人的身份、相貌和在照片中着装,接下来作者开始想像照片中每个人的生活,并带领读者跟随他们游走于巴黎的大街小巷,最终让读者发现“这些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这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书中其它小说有所不同,不再是那种文字随意、不加雕琢的语言风格,写得冷静、细腻而精致,隐约可以看出些法国新小说的影子。

与这篇文人气质浓厚的小说风格完全不同的是另一篇题为《上校之子》(The Colonel's Son)的小说:“说来你可能不信,昨天夜里四点钟左右,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电影……我他妈被吓得屁滚尿流,险些从椅子上跌下来。”而这篇小说的全部内容就是讲述这部吸血鬼恐怖片的情节,大概可以被认为是在向低俗小说致敬。

《邪恶的秘密》是一本非常特别的小说集。比起作者的另外几本短篇集,这本书里小说篇幅更短,风格变化更多,写得也更为自由 。因为其中很多作品没有写完,这本书不免让人感到某种不完整、不完美的遗憾,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小说的“不完整”,读者获得了一种特别的阅读体验——没有答案的谜语、没有结果的悬念、永久定格的场景、无法消解的气氛。这些成品和半成品是否能够代表波拉尼奥的最高水平?应该不能。对于没有读过波拉尼奥小说的读者,这本书是否可以作为推荐的首选?应该不行。但是对于真正喜欢这位作家的读者来说,《邪恶的秘密》无疑是一份让人喜悦的礼物。翻阅这些小说,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个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作家,他在离去之前向我们露出微笑,并挤了挤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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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飞奔向前、不知将走向何处的疯狂小说

(刊于2012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中文版)

《2666》的作者、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曾经说过:“如果说当今有哪一位作家是无法被划归到任何一类的,那么这个人就是塞萨尔·埃拉(César Aira)。”埃拉是一位生于1949年的阿根廷作家,其作品风格怪异,实验色彩极浓。此人产量颇丰,每年至少出版两部小说,至今已有超过五十本著作上架(尚无中译本)。波拉尼奥说:“埃拉是个怪人,但他也是当今在世的三、四位最好的西班牙语作家之一。”

埃拉的小说大多篇幅短小,单行本往往不足百页。《文学研讨会》(英译本书名:The Literary Conference)就是这样一部小长篇。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开头一章,“我”(一位名叫塞萨尔的作家)去参加一次文学研讨会,途经一座海滨小城时发现了一批几百年前海盗暗藏于海底的宝藏,于是一夜间变成腰缠万贯的富豪。在这一章(乃至整部小说)埃拉使用的是一种知识分子腔调浓厚的语言,文字沉稳,叙事中经常插入大段的思辨与议论。然而和这种学者腔的文字混搭在一起的却是非常通俗化、甚至极端荒诞的情节,其结果是一种新奇怪诞的阅读体验。

在小说接下来的一章,叙事者忽然话题一转,开始谈论一位“疯狂科学家”——“他从事细胞、器官和肢体的克隆实验,已经具备了可以随心所欲无限复制整个生物机体的能力”。这位地下科学家计划克隆一位超人,而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征服整个世界”。讲至此处,叙事者郑重宣布:这位“疯狂科学家”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而他想要克隆的对象就是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讲故事方式其实是埃拉小说的一个特点。这位作家笔下的情节常给人离题、突兀、不连贯、 随意混搭的感觉。这大概与此人的写作习惯有关。埃拉喜欢使用一种他自称为“向前飞”(fuga hacia adelante)的方式写小说,具体说就是写作时只前进,不回头,不做修改,不在乎自己写下的文字水平如何,想换话题就换话题。埃拉习惯于每天坐在咖啡馆里用这种方式天马行空地写上一两页纸,然后在几个月后把这些文字当作一本小说出版。

《文学研讨会》应该也是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小说。在接下来的两个章节中基本上没有故事发生,主人公整日躺在酒店的游泳池旁边思辨,这些段落读起来就像一篇探讨文学或哲学的学术论文。此后关于克隆实验的情节终于又被提起。 主人公派了一只由他本人克隆出来的黄蜂从作家富恩特斯身上成功地提取了“一个细胞”,他把这个细胞放入一台小型克隆机,然后把机器放置于山顶,开始了克隆实验。

如果说这部作品以传奇、探险小说的情节开头,中间过渡成科幻小说,那么它的结尾就是一个B级电影式的高潮:无数只巨大的蓝色蠕虫从山顶向城市袭来,这些虫子似乎无穷无尽,像一个邪恶的兵团。在一片惊恐之中我们的主人公忽然意识到:这些蓝色蠕虫来自于自己放在山顶上的克隆机——由于取样时的失误,被克隆出来的不是作家富恩特斯,而是无穷的蓝色蠕虫(细胞来自于作家的蓝色蚕丝领带)。勇敢的主人公(在一位美女的陪同下)决定亲自去消灭这些怪物。经过一番惊险的搏斗,他终于取得了胜利。

阅读埃拉的这部颇具混搭特色的小说,读者可能会怀疑这位作者也许确实是一位疯狂的科学家,而这部小说就是一个由他亲手制造出来的怪物。整本书自始至终让人猜不透故事将往何处发展,整个阅读过程仿佛就是一个读者随作者“向前飞”的过程。然而这是一段怪异而愉悦的经历。波拉尼奥曾说:“一旦读了埃拉的小说,你就停不下来,还想读更多。”文学和艺术需要实验,也需要有一些疯狂的科学家,这些人为我们制造新奇的产品,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塞萨尔·埃拉在小说中插入了不少关于文学的讨论,这些段落往往文字繁复,学术腔十足,然而这位作家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话方式倒是十分简洁明了。他说:“至少我的个人经验让我越来越相信:艺术和生活是两条平行的道路,它们并不相交。.......我的确这么认为:艺术对一个人的生活起不了作用,对社会和历史也起不了作用。它只是一种消耗时间的方式,就像玩儿填字游戏和看电视一样,只不过这种方式的地位更高(也更好,这一点我不能否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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