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内古特第一部受到广泛注意的小说是《猫的摇篮》。这本书出版于一九六三年，仍然是一部科幻小说。“猫的摇篮”其实指的是一种用线绳在手上变换出不同图形的儿童游戏（所以又有人把这本书的的书名译为《挑绷子》）。小说讲的是一位名叫乔纳的作家为写一部与广岛原子弹爆炸有关的书，结识了“原子弹之父”、科学家费利克斯·霍尼克博士，此人热衷科学研究，却对人类如何使用科技成果毫不关心。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他毫不在意，还和儿子玩儿“挑绷子”的游戏。这位科学家发明了“九号冰”——一种可以让水在室温结成固体的方式。“九号冰”具有连锁效应，可以将与之接触的水固化，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物质。霍尼克博士死前将“九号冰”分给了三个孩子，他们却把它用来换取各自所需。在一个名叫圣罗伦佐的海岛上，其中一个孩子担任专制政府的科学发展部部长。该岛被一位暴君统治，百姓信奉一种名为“博可诺”的宗教。主人公乔纳来到这个海岛上，却经历了由“九号冰”引起的世界性灾难。
　　《猫的摇篮》涉及科技、政治、宗教等题材，充满想象力，带有黑色幽默色彩。小说篇幅并不特别长，却分成一百二十七个章节，每章文字不多，结构松散，带有冯氏特有的东拉西扯的风格。这部小说终于获得了评论界的注意，《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书评，对小说进行了肯定。在读者当中，《猫的摇篮》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他开始拥有自己的“粉丝”。
　　若干年后，芝加哥大学把这部小说作为冯内古特的毕业论文，给他补发了二十五年前没有拿到的人类学硕士学位证书。
　　冯内古特于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小说《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则是一部题材更为接近现实的小说。主人公艾略特·罗斯瓦特是一位通过继承某基金会遗产致富的百万富翁，他梦想帮助世人，同时着迷于当一名消防队员。该基金会的一名年轻律师见财起意，想通过证明罗斯瓦斯精神不正常的方式从中获利。这部讽刺美国社会的长篇小说获得了评论界的更多重视，同样受到了好评。
　　然而，冯内古特真正的成功来自下一部长篇小说——《五号屠场》。正是这部以二战时期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为背景的小说让冯内古特费尽了脑筋。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冯内古特大胆地采用了标新立异的叙事方式，使得这部小说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获得了大批读者的喜爱和追捧。

　　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四十五岁的冯内古特在书房里枯坐，眉头紧锁。桌子上堆着数不尽的烟蒂和厚厚的一摞纸，上面是他酝酿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小说。屋子里的烟味儿令人窒息，纸上的文字让人沮丧。
　　对于这部难写的小说，其实很多问题他已想得十分明白。比如：毫无疑问，他不想美化战争，不想替德累斯顿的轰炸做任何辩解，不想塑造任何英雄形象；他不想把视野局限于这场轰炸本身，他想描述战争对亲历者一生的深远影响；他也想写一写六十年代的美国。
　　他发现自己被一些难题困住了。比如：和其他幸存者一样，他本人对那场灾难的记忆支离破碎，那么应该如何从中缕出头绪，整理出一个起承转合的、线性的、完整的故事？再比如，既然同时也要写战后的当代美国，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才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战争对战后生活的影响？还有，在风格上如何处理，才能避免让人感觉故作深沉，突出讽刺效果？
　　冯内古特没有告诉我们灵感是如何降临的。也许，当某支香烟被点燃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忽然闪过，如火星划破凝固的空气，他忽然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叙事方式，必须打破按时间顺序讲故事的模式。
　　是的，假如不按时间顺序叙事，就无需把破碎的记忆碎片拼凑完整，小说也就不会陷入对所描绘的事件进行“前因后果”式的诠释，时间跨度也可以被打破，不同年代的故事可以被放在一起……
　　打破时间的前后顺序？如何实现？
　　也许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灵感划破沉寂，让这位写惯了科幻小说的作家不禁露出喜悦的微笑。他忽然想到一个词：
　　时间旅行。

　　小说《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毕利·皮尔格林的二战美军战士，这个人物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英雄），他被德军俘虏，和一批美国战俘一起被运到德累斯顿。在那里，他经历了英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目睹了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夜间化为灰烬。战后，毕利结婚生子，成为一名配镜师。他在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途中遭遇飞机失事，此后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症状，宣称自己曾遭外星人劫持，被绑架到一个名叫“特拉法玛多”的星球，和一个好莱坞女星一起被关在那个星球的动物园里供外星人参观。同时，他具有一种“挣脱时间羁绊”的特异功能，曾多次脱开时间链的束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做“时间旅行”。
　　《五号屠场》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场景：二战中的欧洲、战后的美国、以及“特拉法玛多”星球。但小说叙事并没有按照事件的前后顺序依次讲述，而是跟随主人公毕利的“时间旅行”，在三个场景之间来回穿梭。例如，小说开头描写了一段二战中毕利和战友行军的过程，在一个树林里，毕利忽然开始时间旅行，回到童年，从那里他又来到战后的一九六五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然后又回到二战战场，被德军俘虏，被俘过程中他再次穿越时空，来到战后，被飞碟劫往外星……如此这般，整部小说在二战战场、战后的美国和外星之间来回穿梭，故事情节在时间坐标轴上前前后后来回跳跃，仿佛是对主人公一生中生活场景的看似无序的拼凑。
　　冯内古特在这部作品里还使用了“元叙事”的手段。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本人出现在读者面前，回忆了当初写这部小说时遇到的困难，东拉西扯地讲述了写作中遇到的很多事情，他甚至提前告诉读者这部小说将以哪一句话开始、哪一句话结束。在第二章，作者把主人公的一生简短地总结了一遍，几乎完全放弃了在情节上制造悬念（同时这个小结也可以让读者对故事梗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至于被后面跳来跳去的时空穿梭搞糊涂）。
　　在叙事语言方面，冯内古特大量使用平实的口语，语气如聊天一般，夹杂着戏谑和调侃，再加上书中出现的外星人、时间旅行等荒诞情节，使小说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色彩。
　　然而这里的幽默毕竟是黑色的。小说虽然形式怪诞，但读者能够感觉到文字背后的悲凉。战争不但夺去了大量宝贵的生命，也让活着的人丧失了信念，再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于是精神分裂、宿命论成为回避痛苦的途径。
　　《五号屠场》出版于一九六九年，当时正是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大受读者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冯内古特被邀请到各地发表演讲，到大学讲课，这本书带来的丰厚收入让他从此衣食无忧。评论界对这本书好评如潮。冯内古特从此不再是个“不入流”的科幻小说作者，他终于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

　　他自杀时六十二岁。
　　一九八四年，著名作家冯内古特在纽约家中吞下了大剂量的药物，试图自杀。后经抢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对于那次自杀的细节很难找到详细的资料。在介绍冯内古特生平的文章中偶尔会读到这一事件，然而这些文字对此大多一带而过。也许人们更乐于接受冯内古特诙谐风趣的一面，而不愿意去面对这位作家曾经长期被抑郁症所困扰这一事实。
　　是什么让这位作家走向抑郁的呢？
　　也许，他的抑郁与父母有关。少年时期父母对子女的疏离以及后来母亲的自杀无疑会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阴影。冯内古特曾坦言，从六岁起，他就开始经历定期的情绪爆发。
　　也许，他的抑郁与婚姻破裂有关。一九七一年，冯内古特和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妻子珍妮分居。他自己离开科德角，搬到了纽约市（一九七九年冯内古特与第二任妻子吉尔·克莱门茨结婚，定居纽约）。
　　也许，他的抑郁与儿子有关。一九七二年，冯内古特的儿子、二十三岁的马克·冯内古特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来他经医治康复，并写过一本相关的回忆录，现为一名医生）。
　　也许，他的抑郁与二战中的经历有关。在战争中冯内古特做过战俘，目睹过屠杀。
　　也许，他的抑郁与写作有关。《五号屠场》获得成功后，冯内古特忽然感觉该写的都已写完，接下来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去写了。后来他开始创作《冠军早餐》，但自己感觉并不满意，曾经中途停笔，去写过一阵舞台剧。《冠军早餐》最终于一九七三年出版，却遭到评论界尖锐的批评。一九七六年冯内古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打闹剧》，不料反应更糟。文学界似乎试图将这位理科毕业、写过通俗小说、如今十分畅销的作家拒之门外。冯内古特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们暗指我是个粗俗的作家，指责我虽然写作却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学经典，说我不是一个得体的人，因为我曾经很起劲儿地给流行杂志写过烂小说。”
　　也许，他的抑郁一直在伴随他，只是在那一天，某个细小的豁口偶然裂开，于是，长时间聚积的浊水猛然间汇成一股猛烈的洪流，决堤而出。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写作。冯内古特坚持写小说，写小说时他坚持自己的风格。他的小说谈论人类的痛苦、生活的荒谬，谈论不幸，谈论死亡。他笔下的句子简短直白，他的叙事方式天马行空，他的作品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但他的文字总是充满幽默感。
　　冯内古特是这样谈论幽默的：

　　幽默差不多是对恐惧的生理反应。弗洛伊德说，幽默是对挫折的反应——几种反应之一。
　　大量的笑是由恐惧引起的。多年前，我在做一个滑稽电视系列节目……每一集都要提到死亡，这一要素会让观众笑得要死，而他们又发现不了我们是怎么逗人捧腹大笑的。
　　真的，有一种东西叫没有笑声的玩笑，弗洛伊德把它称作绞刑架上的幽默。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它是那样的无助，以致任何安慰都没有用。

　　一九七九年，冯内古特凭借长篇小说《囚鸟》使自己在文学界的声誉得以重振。这部小说更具现实主义色彩，通过主人公斯代布克的自述，揭示了美国社会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社会混乱。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一生中多次入狱的经历，并穿插了大萧条、二战、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越战、水门事件等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这部作品仍然是一部充满讽刺和笑料的黑色幽默小说。这本书让人们发现：冯内古特对于当代美国社会还有很多话可说。
　　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蓝胡子》则显示了冯内古特在写作上的新突破。该书以一位七十多岁的独眼画家的自传形式出现。这位画家与童话《蓝胡子》的主人公一样，也有一个不愿说出的秘密。当一位女性闯入他的生活，他不得不开始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
　　在这篇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里，冯内古特放弃了常用的科幻小说的模式，着重描写艺术对人的影响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冯内古特并不是一位以描写女性见长的作家，但在这部小说里却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这本书仍然带有幽默色彩，但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很多关于艺术的思考和见解。
　　冯内古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出版于一九九七年的《时震》。该书又是一部科幻小说，虚构人物、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再次登场。所谓“时震”，指的是一种“时间震荡”——在二○○一年的某一时刻，时间忽然返回一九九一年，于是所有人不得不毫不走样地重复过去十年内已经经历过一遍的生活。这部小说探讨的是自由意志，但同时又像一部冯内古特本人的自传，因为他把很多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写进了书中。

　　二○○○年一月的一个夜晚，一股浓烟从位于纽约市第四十八街的一座住宅楼的二楼窗口冒出，透过窗帘可以看到房间里闪烁着火光。当消防车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失火的房间已经被火焰吞噬掉一大半的家具和陈设。室内弥漫着浓烟，房间里躺着一个已经昏倒的男人。
　　那个男人是七十七岁的作家冯内古特。
　　十五年以前，他曾经在这里服药自杀，经过即时抢救，才被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
　　五十多年以前，他曾经目睹了自己母亲的自杀。母亲得了忧郁症。母亲没有活过来。
　　他本人也曾被忧郁症困扰。他曾长时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并定期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人们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在他的小说里，经常可以读到关于精神崩溃、关于抑郁、关于自杀的描写。
　　但是人们喜欢把他的小说称为黑色幽默小说。
　　因为他在小说里既讲不幸，也讲笑话。
　　他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昏迷不醒。
　　但他再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事后，当他回忆起那次事件，他会开玩笑说：如果那次真的死了，应该算是死得像模像样！
　　那天晚上，他躺在家里二楼的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电视里的橄榄球赛。那应该是一场很不精彩的比赛，因为他中途睡着了，手里还夹着香烟。仍在燃烧的香烟引起了那场大火。烟草公司的警告其实是有道理的：吸烟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
　　和十五年前一样，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几天，又醒了过来。
　　在昏迷中他很可能再次和死神进行了对话。这次，他说的应该是：嘿嘿，我真的不想走。

（完）

（载2009年7月号《人民文学》）

相关链接：冯内古特的时间旅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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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有一个写小说的人被自己正在写的一本书搞得焦头烂额。此人四十五岁，是个美国人，名叫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他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后来又出过几本长篇科幻小说，没什么大名气。
　　可是那一年他的运气不错。他获得了一笔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奖金，用来资助他写一本关于二战期间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长篇小说。德累斯顿曾经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但在一九四五年被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夷为平地，有十三万五千当地居民丧生。当时冯内古特作为一名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兵亲历了那次事件，他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部小说。如今，这笔资助终于可以让他实现这个计划，他甚至可以用这笔钱重返德国去搜集素材。
　　可是他却被这本书难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对于那场灾难，冯内古特本人的记忆中仅仅残留着一些零星的片段，他去访问当地居民和当年的战友，受访者也都回忆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发现自己很难套用传统小说的结构来写这本书，他更不想美化战争、美化屠杀。
　　他的写作陷入了困境。“我试着写，但路子不对，写出来的全是垃圾。”多年以后，他回忆说。

　　多年以后，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纽约去世。几天前，这位写过《五号屠场》、《猫的摇篮》、《冠军早餐》等以黑色幽默著称的作家，在家中不慎跌倒，造成脑部损伤，最终医治无效，享年八十四岁。
　　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出现在各大报刊。《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
　　“冯内古特的长篇小说已成为美国反文化思潮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也让他成为一位文学偶像，尤其是对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少年学生，在那个时代，大学生宿舍里和年轻人牛仔裤的后兜中随处可见被翻烂的冯内古特的书。像马克·吐温一样，冯内古特使用幽默这一手段来探讨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冯内古特写作的主题并非都是形而上学的。比如他也会写平庸的消费文化，或者环境的破坏，其中混合着科学虚构、哲学与很多笑话。”

　　母亲自杀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母亲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富人之家，和父亲一样，也是德国移民的后代。父亲老库尔特·冯内古特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本州很多著名建筑物都出自父亲之手。这对夫妇热爱德国文学和德国音乐，一战之前，这个富足的家庭保留着德国传统。但一战的爆发使他们切断了和德国的联系。一九二二年当他们的儿子小库尔特·冯内古特降生以后，这对夫妇没有教他德语，也没有把他们喜爱的德国文化介绍给他。
　　小库尔特·冯内古特从中学开始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为校刊撰稿，学会了如何为读者而不是为老师写作。一九四○年他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主修生物化学，同时花大量时间为校刊撰稿。一九四三年，当他因课业成绩不佳面临被学校请退的可能性时，这个年轻人主动离开学校，应征入伍。
　　这个时候，他的家庭已经逐渐败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使他的父亲失去了工作机会，这个曾一度富有而风光的男人变得消沉、自闭，他整日无所事事，回避家人和孩子。疏离的父子关系也许能够解释后来成为作家的儿子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描绘——在他的小说里，大部分父亲都显得孤僻冷漠，对孩子毫不关心。在他长篇小说处女作《自动钢琴》中，读者可以读到因缺乏有意义的工作而导致的人性丧失。
　　库尔特的母亲则由忧郁走向了精神崩溃。和丈夫一样，她自闭独处，远离子女的生活。不同的是，她并没有完全丧失希望。她一直梦想两件事：一、成为一位小说作家，二、搬到科德角去居住。曾有一段时期，她试着为流行杂志撰写短篇小说，但她的作品全部遭到杂志社的回绝，这使她变得越来越尖刻，越来越神经质，她时常当着子女的面恶毒地咒骂她的丈夫。他的孩子们相信，母亲精神失常了。
　　终于有一天，这位对生活丧失希望的母亲在家中吞食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那一天是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母亲节。
　　那一天小库尔特·冯内古特正好待在家中。第二天，他就要随部队离开美国，开赴二战战场。
　　

　　你听着：本尼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她们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两个人都会激动地谈论什么爱情，和平，战争，邪恶和绝望，过去的好日子，过去的坏日子。两个母亲都自杀了。本尼的母亲吞服德拉诺，我母亲吞安眠药，这不是那么糟糕。

　　当人们谈论冯内古特的小说，会经常使用如下这些标签：黑色幽默、科幻小说、讽刺文学、后现代小说。
　　《冠军早餐》出版于一九七三年，故事发生在“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星球上”，主人公是“两个孤苦伶仃、瘦骨嶙峋的年纪相当老的白人”。其中一位，德维恩·胡佛，是一个相貌平常但内心发疯的汽车销售商，他迷恋上了另一位主人公，落魄的科幻小说作家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品，并把他书中所写的一切信以为真。基尔戈·特劳特是在冯内古特不同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这位不得志的科幻小说家外表怪诞疯狂，但实际上内心非常清醒。小说从特劳特接受邀请参加胡佛所在小城的艺术节开始，一直写到两位主人公的最终会面，中间穿插了很多对美国社会的揶揄讽刺，并配有多幅作者亲手绘制的漫画插图，充满笑料。
　　冯内古特不但担当了这部小说的叙事者，还安排自己和虚构的人物一起出场。书中有一段作者和自己的对话：

　　“你在写的这本书太糟了。”我对自己说。
　　“我知道。”我说。
　　“你是害怕你也会像你母亲那样自杀。”我说。
　　“我知道。”我说。

　　冯内古特至少在两方面和基尔戈·特劳特处境相似：一、他写科幻小说。二、早期他曾经一度不得志，作品无人问津。
　　一九四七年，冯内古特在经济上困窘不堪。此时他已从二战战场归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了两年硕士学位，但毕业论文却没有通过答辩，离开学校时，仍然是一个仅有高中文凭的人。此时他已结婚生子，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需要养活。
　　经哥哥介绍，冯内古特在通用电气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是理科出身，他被安排为公司实验室撰写研究报告。虽然他喜欢与科学家为伍，但深感这份工作并不合自己胃口，于是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挣了七百五十美元稿费，相当于他当时六个星期的工资，紧接着第二个短篇又拿了九百五十美元，于是冯内古特决定辞去工作，全职写小说。（在当时，在那个电视、互联网还没有把读者夺走的年代，仅靠写短篇小说是可以养活一个作家的。这在如今几乎不可能。）
　　辞职后，他把家搬到了位于科德角的一个风光如画的小城，开始了职业小说家生涯。
　　现在，冯内古特住在科德角，写短篇小说——这正是他母亲在自杀前一直梦想但并没有实现的两件事。

　　 一九五二年，冯内古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自动钢琴》。这部作品属于“软科幻小说”，其核心主题并非技术，而是社会和人。这部小说具有反乌托邦的色彩，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需动脑不需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但他们最终意识到：人类最需要是希望和目标。冯内古特写《自动钢琴》受到了在通用电气的工作经历的启发。小说出版后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重视。
　　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泰坦星上的海妖》和第三部长篇《夜母》也基本上无人重视。回忆起当时的处境，冯内古特说：“那时候我的小说甚至连评论的人都没有。当时《绅士》杂志上登过一个美国文学界名录，稍微有一点儿价值的当代作家都会保证被包括在内。那里面没我的名字，这让我感觉低人一等。”
　　冯内古特笔下的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也许是作者早期不得志的写照。特劳特的生活孤单落魄，他总是有很多奇怪的点子，写了不少内容怪异的科幻小说，但从没有得到过评论界的认可，从未畅销，他的小说一度只能在出售色情读物的书店里见到——店主把它放在橱窗里，当作遮掩门面的幌子。

　　在那个时期，冯内古特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九五七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不久，冯内古特四十一岁的姐姐爱丽丝——一位他挚爱的亲人——死于癌症。
　　爱丽丝去世的前一天，她的丈夫詹姆斯在去医院看望她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这对不幸的夫妇死后留下四个无人照顾的男孩，冯内古特夫妇领养了其中三个。加上自己的三个孩子，现在家中有六个小孩需要他们养活。
　　这期间，为了养家糊口，冯内古特做过教师、广告商，还开过出售绅宝牌汽车的车行。
　　在小说《时震》中，冯内古特写道：有记者问我的儿子马克：从小生长在一个有一位名人父亲的家庭中是一种什么感觉？马克回答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是个卖车的，他连一份在科德角专科学校教书的工作都找不到。”

（未完，继续阅读）

（载2009年7月号《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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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谷民，前几天我去南京西路的上海商城剧院看了一场孟京辉的新戏——音乐剧《空中花园谋杀案》。

掐指一算，从九十年代到现在，我到剧场看过的孟氏话剧包括《思凡》、《阳台》、《我爱XXX》、《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爱比死更冷酷》——这些都是在北京看的。这场《空中花园谋杀案》是第一次在上海看孟导的戏，也是孟京辉导演首次尝试音乐剧。

我喜欢看小剧场实验话剧。坐在小剧场里，灯光一亮，演员哗啦哗啦地走到离你如此之近的小舞台上来，心里头总是不由自主地美滋儿滋儿的，充满愉悦感。即使是孟京辉最近最具争议的《爱比死更冷酷》（演员和观众席之间隔着一面厚玻璃墙，观众需要戴耳机才能听到舞台上的声音，演出中一直有一个画外音在朗诵剧本），我也看得挺舒服。

读小说也好、看戏也好，最怕的其实不是瞎写、胡演，对我来说，最怕的是没有任何创意的陈词滥调（Cliché——这个外文词儿用在此处最为贴切）。在我们周围，小说、电影、电视剧——这些圈儿里你放眼望去，你会看到黑压压的一大批人都在那里不断地重复着别人以前鼓捣出来的套路，操着别人的腔调说着别人说过的话。这些人当中有的可能是为了赚钱，有的可能是出于缺少才华，有的可能是因为脑子暂时还没开窍。

所以，那批专门说自己的话、玩儿自己的游戏、而且不断试图玩出点儿新鲜玩意儿来的人，他们的存在是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一般来说，这帮人自己活得也比较高兴）。

瞎扯扯远了。《空中花园谋杀案》可能是我看过的孟氏话剧中故事性最强的，讲的是一个房地产大亨遭人谋杀，一些人为了获得奖励给提供线索者的高级住宅，策划各种骗局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监狱父子”一场和后面的“法国餐馆”一场。演员当中，我比较欣赏“厨师长”、“大夫”和“皮皮虾”的表演。

对于音乐剧（大概也包括戏曲），我觉着吧，人物塑造、主题深度等等这些东西好像都不是重点，听唱好像比听故事更重要。所以，即使故事是一个“谋杀案”这样的通俗故事，即使人物是一些扁平人物，托起一部音乐剧（甚至是出色的音乐剧）应该都是不成问题的。音乐剧的出彩大概要通过包括音乐在内的精彩场面出彩。而孟京辉的话剧本来就是靠精彩的场面出彩的——诗歌式的台词、抽象的表现形式、集体动作、爆发和抒情的结合、精致的舞美——这些本来就是非常适合音乐剧的，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再添些音乐，这不就齐活儿了吗？有这么简单吗？我不知道，嘿嘿。

孟京辉强调过《空中花园谋杀案》是一出以摇滚、流行音乐为主的音乐剧。作为一个音乐方面的外行，反正我觉得这部戏的音乐挺好听的（这种句式真不专业。），可是在音乐方面你要说让人过耳不忘、连呼牛逼的，好像这部戏里也没有。经典的话剧、电影会留下经典的台词，那么经典的音乐剧是不是也应该留下经典的音乐呢？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吧，《空中花园谋杀案》似乎离经典还稍有距离。不过，听说孟京辉接着还要排好几出音乐剧呢。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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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对于在只去不回的线性时间轴上行路的旅行者，岔开复岔开，逗留再逗留，是极有意味，亦是极美艳的，恰如一个不结伴的读书者，咀嚼了大片大片华美的文字，如饱食五谷，尽饮琼浆，却不敢有丝毫的诧异与疑惑，不解其味自然是味蕾神经末梢与大脑味觉中枢之间信息传递不够专业精准之故，舌头发木了么？咀嚼肌疲惫了么？不可急，亦不可弃，不是说好，这本书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读起么？

低眉是绝美的，不然，在炼金术士拥挤的实验室中不会弥漫着卡尔维诺式的缜密、米兰•昆德拉式的深邃、是的当然还少不了巴赫金的诗意。听说他欲将世间的杂陈碎物统统置入锅中，搅拌、熔解。你只知他平日里下厨烹饪是极美味的，可是这次却是炼金，不一样的。对了，马修•史卡德的梦中有巫师出没，还有，博尔赫斯不也是喜欢低眉的么？何必提起她，常德路上的民国女子？她写剧本么？她亦养猫么？她在照片里也可以如此低眉么？

忘记时间的线性便是了，偶尔须提醒自己这文字背后的大境界、大企图。识者说，乘在她如此恣意发光而且高速运行的文字翅膀之上，我们其实是很难看清楚任何东西的。这便 make sense 了，这便可以解释，当你飞跃这些白纸黑字的时候，在 30 厘米的高空，你拖着沉重的翅膀，扫视下方，试图寻找一处坚实的、可以歇脚的地方，但没有，坚决没有，于是，你拖着愈发沉重的翅膀继续飞下去，坚持飞下去，飞得愈来愈快、愈来愈快。如果有耐力，也许你能飞到最后。

你可知，本文是可以从任何一个句子开始读起的么？你不晓得书评文字亦可以繁复绵密么？你知道写书评的大秘密么？或者你更想知道，本文当中哪些段落、那些句子是不知所云、胡乱写来的呢？

你若问我，我便低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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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某个学机械维修的技校，班里一共四十个男生（没一个女生，所以有“四十乌鸦”之说）。小说写这四十个男生到郊外的一个破工厂实习，“他妈的差点冻死在1991年的冬天。”

我喜欢这篇小说的气氛：下着大雪的冬天、破旧的郊区工厂、灰秃秃、冷飕飕的车间、一群灰头土脸、冻得跟孙子似的小哥们儿。这种萧条、颓败的气氛读起来有真实感，其实也有美感（贾樟柯就喜欢表现这种灰色的美）。

这篇小说的聪明之处在于写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小说的叙事者是“我们”，而不是某个独立个体（这让我想起07年的一部美国长篇小说叫《Then We Came to the End》，整本书的叙事者全是复数的“我们”，另外，胡利奥·科塔萨尔写过一个短篇叫《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叙事者也是复数的“我们”）。这四十个男生几乎一起行动，试想这些画面：四十个男生一起在破澡堂里淋浴（只有四个莲蓬头）；四十个男生一起去同一个小发屋洗头（有三十几位在门外排队）；四十个男生同时跟踪工厂里的一个漂亮女孩……既超现实、又黑色幽默，有奇异的画面感（可以考虑改编成电影，呵呵）。这篇小说也让我联想起马原的短篇小说《错误》（也是写一帮男生的故事）。

路内的语言很好，文字读起来很舒服，夹杂着一些机智——“他大概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你给他一把鸡毛掸子，他能直接当拖把用”。

小说的前半部分好过后半部分，结尾处也许可以制造更多亮点。

路内的小说我只读过这一篇。最早是听冯唐提起这位作者。路内还出版过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以后有时间拜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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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直是一本饱受争议的小说。一方面此书仍然受到当今青少年的喜爱，也被很多文学评论家列为当代美国文学经典；另一方面，对这部小说的斥责声一直不断，一度有很多美国学校把该书归为禁书之列。争议的焦点除了这本书中出现的“污言秽语”之外，还包括书中涉及的青少年性行为、“对宗教的亵渎”、“对家庭伦理和传统道德的不敬”等等。书中的主人公身为高中生，却抽烟、喝酒、撒谎、放荡，几乎“五毒俱全”。

这本小说也被有些人称为“危险的小说”。该书至少和三起凶杀案有间接的联系：1980年，一名23岁的青年在纽约街头枪杀了歌星约翰•列侬，这个凶手是一个“麦田迷”，在枪杀现场还随身带着这本书；1981年，一名25岁的青年行刺美国总统里根，警方在凶手的酒店房间内发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1989年，美国女演员丽贝卡•谢弗被一名“粉丝”枪杀身亡，凶手年仅19岁，作案时身上也揣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可以肯定，塞林格的这部小说绝对不是推崇暴力的。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是一名16岁的少年，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预科学校读书。霍尔顿不喜欢学校，认为这里到处都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他不喜欢读书，结果因为四门功课不及格，在圣诞节前夕被学校开除（在此之前他已被其它学校开除过三次）。霍尔顿不想让父母过早知道这件事，于是想在学校里再待三天，等到假期开始时再回纽约的家。可是这天晚上他和同一个寝室的同学打了一架，感觉忍无可忍，于是当夜便收拾行囊离开学校。回到纽约后霍尔顿不敢回家，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开始了连续几天的飘荡生活。当晚他在酒吧里和几个来纽约旅游的姑娘搭讪，然后又鬼使神差地叫了一个妓女，却最终丧失了兴趣，付了钱把对方打发出门。没想到妓女和同伙又来上门敲诈，还把他揍了一顿。次日霍尔顿在城里游荡，还叫了一个以前约会过的女孩一起看戏，结果不欢而散。夜幕降临，他开始想念家里的小妹妹，于是在黑夜里潜入家中，和妹妹促膝聊天。为了躲过父母，他到一位老师家中投宿，却发现这位老师有变态之嫌，慌忙告辞，在车站过了一夜。翌日，霍尔顿决定远走他乡，去西部生活，写了个便条给妹妹和她告别，没想到小妹妹提着行李箱而来，想和他一起出走。霍尔顿因此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和妹妹在动物园玩儿了一会儿，然后和她一起回了家。小说的结尾暗示霍尔顿接受了精神治疗，然后准备换个学校继续读书，重复以前的生活。

这部小说之所以名叫《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因为霍尔顿把一句“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的诗误听为“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于是他对妹妹说：“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

这个“麦田和悬崖”的画面象征了年轻的主人公对世界的看法：成人世界充满肮脏和欺骗，就像一个深渊，而未被污染的儿童世界像一片麦田，纯洁而美好。可是人不得不长大，注定要从悬崖边跌入深渊——不难看出，一个“守望者”的角色是徒劳而充满悲剧色彩的。

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塞林格又写下了另外一段具有象征性的的文字。为了哄妹妹菲芘开心，霍尔顿带她去骑旋转木马——“骑在木马上的另外还有五、六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想攥住那只金圈儿，老菲芘也一样，我很怕她会从那只混帐马上掉下来，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孩子们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想伸手去攥金圈儿，你就得让他们攥去，最好什么也别说。他们要是摔下来，就让他们摔下来好了，可别说什么话去拦阻他们，那是不好的。”这段文字在我看来略显过于直露，但可以看出，塞林格想借此表现主人在公态度上的改变——成长无法阻拦，一个人总是要接触并不纯洁的社会，最终会从悬崖上掉下去，守望和阻拦是没有用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受读者欢迎、被评论家肯定，小说的语言特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一书中把《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语言风格称为“少年侃”（Teenage Skaz）。“Skaz”一词源于俄国文学评论界，是指那种试图模仿日常口语风格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中文译者把这个词翻译成 “侃”，倒也挺有意思。简单来说，“少年侃”就是指作者写小说时故意回避使用书面语言，在文字风格方面模仿青少年日常讲话的口气，给读者造成一种面对面听一个人年轻人聊天的效果。在塞林格之前，马克•吐温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技术的作家。正是因为在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运用“少年侃”，马克•吐温让美国文学从英国和欧陆文学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如果你读过塞林格写的其它小说（尤其是英文版），比如《九故事》（Nine Stories），你会发现在那些小说里作者使用的是中规中矩的文学语言，比如这种句子：“二十分钟后，她们在起居室里已经快要喝光各自的第一杯威士忌酒了，此时她们正以一种独特的、也许是仅限于大学寝室室友之间的谈话方式在聊着天。”（摘自《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相比之下，《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语言好像完全出自另一位作者之手，显得极其口语化、不加修饰、甚至“没文化”。下面是小说开头的一段（比目鱼译）：

要是你真想听，那你可能先想听我讲讲我是在哪儿生的、我小时候的那些倒霉事儿、还有我父母生我之前都是干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些大卫•科波菲尔式的瞎扯淡。可是说真的，我不想聊这些东西。首先，这些玩意儿太没劲了，而且，要是我父母知道了我说过他们那些私底下的事儿，他们肯定得跟我没完，他们在这方面比较神经过敏，尤其是我爸。他们人都挺好的——这我承认——可是他们都敏感得要死。而且，我也不准备他妈的把我的整个自传之类的玩意儿讲给你听。我就跟你说说去年圣诞节前后的那些疯事儿吧，打那以后我就基本上垮了，还得跑到这儿来休养。

这种叙事语气不但和主人公16岁的年纪相符，而且体现了他叛逆和厌恶“假模假式”的性格特征。假如塞林格使用“文艺腔”来写这部小说，那么效果就会差很多。

初读这部小说时我一直好奇：塞林格写这本书的时候本人年龄多大？这种“小痞子”式的语气是他本人的说话方式，还是有意地“做”出来的呢？后来得知：塞林格生于1919年，他从1941年（22岁）时开始写《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最终写完、出版是在1951年（32岁）。此书完成之前，塞林格已经读过大学（不久即退学）、尝试过工作、赴欧洲参加过二战、结过婚、并已经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那些小说的叙事腔调都是传统、规规矩矩的）。由此可见，这本书中“十六岁少年侃”的叙事风格是一个经历丰富、谙熟小说技巧的成年作者有意选择、精心调制的结果。正如戴维•洛奇所说：“少年侃” 式的阅读感受“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作品本身实际上还是经过‘真正的’作者殚思竭虑创作出来的”。

如今，塞林格已过90岁，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遁世隐居、拒绝露面。但在世界各地，读者仍然在阅读这本薄薄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据说塞林格至今仍然坚持写作。可以想像，几十年来，一个老人，在一座远离人群的乡间房子里，面对打字机，仍然在守望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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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时比较留意的书评刊物大致包括：《新京报•书评周刊》、《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书城》、《读品》、《中国独立阅读报告》等等。为了方便，去年做过一个网站，叫“读写人”（duxieren.com），链有以上这些刊物的网络版（有朋友说“读写人”是国内最好的书评网站，我说，过誉，呵呵，过誉。朋友说，客气，呵呵，客气。）

这些刊物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属《上海书评》，去年才创刊，每周日随《东方早报》发送，到今天我家茶几上已经堆了不薄不厚的一摞。毕竟上海以外的读者很难订到《东方早报》（当然，网友可以通过“读写人”网站阅读其网络版），于是《上海书评》开始定期把每月的文章结集出版，做成Mook（杂志书），如今已经出了四本，分别叫《迟来的封赏》、《以荒诞的名义》、《哲学迷宫的深处》、《书评的解剖》。

我觉得《上海书评》是值得推荐的。比起其它兄弟刊物，这份杂志最值得推荐的地方就是每礼拜免费给我寄一份，而且风雨无阻，甲型H1N1流感也挡不住。除此之外，《上海书评》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文章特别长，大部分都是4500字一篇的那种，往往一整版只登一篇文章，极大地降低了排版工作者的劳动量。这让我想起《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文章更长，来不来就洋洋洒洒数万字，而且其中好些文章跟读书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上海书评》的种种特色、妙处在此恕不一一详述，但是，这份刊物有一个我觉得值得其他杂志借鉴的小地方，就是文章中出现外文人名或书名的时候，除了中文译名外，同时附有外文原文。不要以为这是为了凑字数或者为了显得“洋气”，我就有这样的经验，在某处读了一篇中文文章之后，想上英文网站查查相关资料，可就是不知道那本书或那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干着急。

去年年底的某个周末，我有两篇文章分别在《上海书评》和另外一份书评刊物发表，这两篇文章中不约而同都出现了“牛逼”这个形容词。结果，另一份刊物把“牛逼”变成 了牛叉，而《上海书评》呢，不但没有打马赛克，还特意把那个带有“牛逼”二字的句子选为文章导语，明晃晃地大字印在那里，很牛逼。（最近，在该报的另一篇文章里，我还欣喜地读到了“牛逼哄哄”这个更为亲切可人的字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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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有些来自文学评论家笔下，也有些出自小说作家之手，其中有正襟危坐谈理论的，也有抚扇端茶讲故事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听小说家（而不是评论家）用比较轻松（而不是那么严肃）的口吻谈小说。

这些谈小说的书里，有一本是公认的经典，那就是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Novel）。这本书的权威性不难看出，因为在其它那些书的封底或介绍中，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说法：这是继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之后另一本出色的专著。《小说面面观》其实是作者于1927年在剑桥大学做的系列文学演讲的结集文字。我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喜欢福斯特的讲话方式：不摆架子、不炫耀学术词汇、不故弄玄虚、不枯燥。在该书的第一章，也就是演说的第一讲，福斯特上来先把小说研究中的“伪学者”骂了一通，让人颇感痛快。而福斯特又善于使用平实的语言、聊天儿式的语气传达文学概念，比如，在第二章“故事”中，他先提出一个问题：“小说是干什么的？”，而他自己给出的答案不是一个枯燥的定义，而是一句语气有些吞吞吐吐的话：“呃，哎呀，是的——小说吗，它是讲故事的。”他还嘱咐听众：“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要带一点忧郁的口气，这样就对了。”读至此处，我立刻喜欢上了福斯特这个人。

由于福斯特所处的年代和我们几乎隔了一个世纪，所以《小说面面观》中提到的小说作者都类似托尔斯泰、司各特、狄更斯等那个时代的作家。然而福斯特的文学理论至今还是得到人们重视的，比如他提出的“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s）和“扁型人物”（flat characters）的概念，至今仍然经常被评论家使用。

那么，当代作者写的谈小说的书，哪本比较好呢？我个人比较喜欢英国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小世界》的作者）写的《The Art of Fiction》。作家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过该书的中译本，译名为《小说的艺术》，我手头这本是台湾译本，译名叫《小说的五十堂课》。这本书的特色是，它是作者给一家英国报纸所写的文学专栏的结集。因为是专栏文字，所以是面对大众的，不可能写得太枯燥。对于爱好文学的一般读者来说，读这本书可以深入了解不少文学概念，比如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自由间接式（free indirect style）、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不可靠叙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元小说（metafiction）等等。此书出版于1992年，所以作者提到的文学作品很多来自当代作家，比如厄普代克、冯内古特、石黑一雄、安吉拉•卡特、马丁•艾米斯、保罗•奥斯特等等。戴维•洛奇在每一章的开头都配上了一段小说选读，他的文字轻松、侃侃而谈，读起来并不枯燥。

我发现，无论是书评还是文学评论，如果这篇文章或这本书的作者本人也是写小说的（相对于专职评论家或专业书评作者），我会无意识地把他（她）的话多听进去几分。为何如此？我想原因有二：你让写小说的人评论小说，由于此人是“内线”，他（她）更能从创作者的角度看问题，而且可能对评论对象有更深的感情和更多的关注；此外，写小说的人习惯了讲故事，当他（她）写起评论性的文字，可能更善于把抽象的内容形象化，于是读起来可能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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