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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活之“陕西南路流水帐”

【点评:春节期间和黄集伟老师、冯唐同学吃饭,席间黄老师说:“写博客的没有私生活。”】

2月21日,晚6点。我准备去建国西路游泳。站在陕西南路和延安中路路口等出租车。半天没有一辆空车。【点评:在上海打的比北京难N倍。】一位维持交通秩序的大叔吹着刺耳的哨子态度坚决地把我轰到人行道上。【点评:上海路口的非职业交通管理员比北京的同行们认真负责N倍。】

决定改乘公交车。车至,人多,有几个奋不顾身的乘客塞在车门口,上不去,也决不下来。几位等车妇女走到车前用上海话对着司机大骂。【点评:此时使用上海话是正确的,否则——老娘骂你还用普通话?给你脸了?】

终于等来一辆正常人能挤得上去的公交车。夹在车上的乘客当中没有转身的余地。窗外,陕西南路灯火阑珊。【点评:其实路不远,可以走着过去。】

到站了。下车。松口气。进楼门。乘电梯。走到柜台前出示游泳卡。柜台后的女孩说:“今天六点半关门。”看表,六点半整。“为什么?”“今天是元宵节呀。”“怎么不早通知?”女孩指着旁边的一块大牌子说:“早就通知过的呀!”【点评:上海普通话的秘诀是:尽量在每个句子之后加“的”和“呀”。】

沮丧。乘电梯下楼,出门。忽然想起旁边某小区内还有一个破游泳池。进小区,入会所。“游泳池还开吗?”柜台后的阿姨回答道:“开的。不过今天水有点凉。”“为什么?”“刚过完年。”隔着玻璃望去,游泳池里的水泛着冰冷的蓝光。当即打消游泳的念头。

回到陕西南路上。瞧见建国西路路口有一家小饭馆。决定进去吃晚饭。翻阅菜单,见有水饺,10元十二个,毫不犹豫地点了20元的。电视机里正播放上海新闻,得知上海房价有回落趋势,万科已于近日推出打折房。小店老板在一旁评论:“房子越降价越没人买!大家都等着再降。如果房子涨价,买的人就会多,怕再涨!”【点评:饭馆老板和王石,不知谁更懂得消费心理学?】

水饺到。开吃。味道不甚令人满意。问服务员:“有饺子汤吗?帮我盛一碗。”“饺子汤?”服务员露出疑惑的表情。“就是煮饺子的热水。”服务员去厨房与里面的人交涉。不一会儿,端出一碗汤,清澈透明,飘着葱花,尝一口,好像还放了味精。不对胃口。【点评:除非水饺专卖店,上海小馆子里的水饺都不如北方的好吃。此外,当地人似乎不太理解饺子汤的概念及用途。】

走出小馆儿,天气很好,决定步行回家。沿陕西南路往回走。

行至绍兴路。拐进去。走进“汉源书店”。见店内灯光明亮,有一帮衣冠楚楚的老外围坐一圈,中间一老外女士手持一本书正朗诵着什么,不是英语,不是法语,不是德语,不是意大利语,可能是俄语或者罗马尼亚语什么的。朗诵者神情庄重,听众表情虔诚,让我怀疑某个政府的流亡反对党正在此处开会学习类似《共产党宣言》之类的革命著作。走出书店,隔着玻璃窗回望,画面很三十年代,很电影。【点评:上海的很多街道像摄影棚里搭出来的景。在路灯照耀下尤为明显。】

回到陕西南路继续往回走。脑子里忽然琢磨起电影。我要拍一部很上海的电影,我想。所有的群众演员必须讲上海普通话,我想。于是头脑中忽然出现一个我正在辞退某个中年群众演员的画面。“实在不是因为您演得不好,您的普通话讲得过于标准,实在太可惜了!”我惋惜地对他说。随后开始想象影评界对我这部片子颇有微词,观点是我本人不是上海人,在上海也没待多长时间,为什么要由我来指导这部作品?我决定用伍迪•艾伦的例子来驳斥这种指责:为什么伍迪•艾伦拍纽约的故事要用中国摄影师?【点评:理论依据是:一个外来人往往能够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城市独特的魅力。】想到这里,我心里踏实多了。

走到永嘉路,见路口有一间小画廊,店铺已经打烊,但旁边小院子里的工作间仍然亮着灯。迈步走入画室,见墙上挂满油画仿制品:王广义的《大批判》、张晓刚的《一家人》、方力均的《秃瓢》、奈良美智的《小屁孩》,很当代,很波普。和画室内三个画画儿的哥们儿聊了一会儿,得知体育馆附近还有一条画室街,找地方画油画可以去那里问问。“有机会常来坐!”临走时其中一个小哥们说。“好的!”我回答。【点评:我发现自己来上海后“好的”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升高。如果在北京,我会说:“成!”】

来到复兴中路的路口。此处有一个报刊亭,摆着不少原版英文期刊出售,《Time》、《Print》、《Esquire》等等。每次路过这里我都要问一下有没有《New Yorker》。“有《New Yorker》吗?”我问。“没有。”【点评:摊主心中道:想扭腰的傻哥们儿又来了。】

忽见马路对面有一个卖盗版书的地摊,于是穿越陕西南路走过去视察盗版书市场的最新动向。【点评:上不了盗版摊儿的书不能算是畅销书。】“您这儿还卖反动书哪?”我指着一本有些名气的禁书问摊主。摊主笑眯眯地回答:“反动书还是有几本的。”【点评:和顾客使用同一套语言体系有助于拉近与顾客之间的距离。】

再往下走,来到南昌路的路口。走到茶餐厅门前的盗版DVD小摊前视察盗版影碟市场的最新动向。卖碟的男子操着上海普通话悄悄问我:“张柏芝照片的DVD要吗?”【点评:很明显,他指的是陈冠希执导拍摄的那部作品。】“多少钱?”“二十五元。”“太贵了。”“那多少钱你能接受?”“五元。”“你这么说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

于是来到繁华的淮海中路。没有走入地铁站里的季风书园去看书。【点评:再好的地方也不能每天都去。】于是来到新乐路。于是来到长乐路。于是来到进贤路。于是来到巨鹿路。于是在上海初春的温柔夜色中,伴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元宵节的烟花爆竹声,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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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注:下文来自我在豆瓣网上贴的几段讨论。一个破事儿写了这么多字儿,自己读着都觉得累,呵呵。看看什么叫知识分子式的较真儿吧。)

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著名短篇小说《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有几个不同版本的中文翻译。中译本一般把这篇小说的标题翻译成《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或者《讨论爱情时我们说些什么》。而我则更倾向于把这篇小说的名字翻译成《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着什么》或者《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着什么》。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这个英文标题里“we”和“talk about”都出现了两次,貌似有些罗嗦和拗口,但这种故意的重复不但给这个标题增添了一种语言上的节奏感,更造成一种让人反复回味的效果——明明是说在 talk about 爱情,为什么还要问 talk about 什么呢?于是读者会想:也许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我们谈论爱情这个话题时都聊到了哪些具体内容?”,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当我们‘试图’谈论爱情这个话题是我们‘实际上’谈论了什么?(说不定是爱情以外的东西)”。我觉得“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小说标题。几年前当我还不知道雷蒙德•卡佛是何许人也的时候,有一天在美国一家书店里翻书,看到这篇小说的题目,立刻就被吸引住了,虽然当时没有读那篇小说,但这个小说标题一直让我过目不忘。

如果把这个标题翻译成《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或者《讨论爱情时我们说些什么》 ,那么英文标题原有的那种让人反复回味的效果就没有了,也失去了语言上的节奏感。

另外我觉得不应该把这个题目里的 Talk About 翻译成“说了什么”。让我来解释一下。

Talk about(谈论)这个动词后面接的通常是“话题”(topic),是抽象的,而 Say(说)这个词后面通常接“说话的内容”(words),是具体的。假设 A和 B 对话,A 说完一语话后 B 问 A:“What did you say?(你说什么?)”那么他是想知道的是 A 说话的具体内容(因为没听清楚而发问);但如果 B 问 A:“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什么意思啊?)”,那么 B 并不是没有听清 A 说的话,而是想搞明白 A 要表达的意思(因为没有听明白而发问)。

我觉得《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这篇小说想表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不同的人对“爱情”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虽然这几个人坐在一起表面上都在谈论“爱情”这同一话题,但因为爱情对他们有着不同的含义,所以他们其实谈论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个东西,对其中某个人来说,别人在谈论爱情时谈论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爱情这回事。

基于这种理解,我觉得类似《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着什么》这种翻译才能够体现这种对爱情理解上的歧义,而《当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了些什么》听起来关注的只是谈论爱情时每个人具体说了什么话,好像少了一层意思。

所以我觉得还是翻译成《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着什么》或者《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着什么》比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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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音乐记忆

我决定让时光倒转,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八十年代,重温那些已经褪色的记忆,抚摸它们,然后再把它们记录下来。

音乐,在 1980 年代的记忆里分外清晰。

深夜。月光透过窗帘渗入已经熄了灯的房间。夜空中偶尔传来匆匆而过的火车的汽笛声。我是一个初中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我的枕边躺着一架砖头大小的晶体管半导体收音机。

收音机的音量已经调到极小,里面不时传来信号不好时的阵阵噪音,让人感觉夜空中正有一阵风或一片乌云阻挡了千里之外传来的无线电波。首先听到的是一个语调高昂的声音,这个声音敦促大陆将士驾机起义,飞跃海峡,在那里他们将得到一大笔黄金作为奖赏。信号又变得不好,声音显得越发遥远。过了一会儿,噪音小了,高昂的声音不见了。于是音乐响了起来。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一个声音嘶哑的男声,一只曲调忧伤的歌曲。我闭着眼睛,想象着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一个眼神忧郁的父亲手牵一个小男孩,走进一间空旷的机场候机大厅。“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 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 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这是李寿全的《张三的歌》,我知道歌者的名字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这首歌过后,记忆中又飘出一个声音婉转飘逸的女声,这个歌手名叫齐豫,今晚,我们将一起听她演唱几首三毛作词的新歌。先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七点钟》:“七点钟,你说七点钟? 好、好、好、我一定早点到。”我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女生穿过操场,兴奋而紧张,去迎接她的第一次约会。这个故事通过信号微弱的无线电波在黑夜里飘荡,被清晰地雕刻在我 1980 年代的记忆里。如今,写这个故事的女人正在哪里流浪?

再换成男歌手吧。收音机里女播音员用轻柔地声音告诉听众,一个叫罗大佑的人刚刚写了一首歌词十分古怪的新歌,名叫《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 / 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 / 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 / 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又是一首深情而充满忧伤的歌。为什么我的 80 年代音乐记忆里总是飘过忧伤的歌曲?

今夜,我坐在电脑前,只开一盏台灯,在黑暗中重新倾听了一遍那些被刻录在记忆光盘上的一首首歌。那些歌听起来还是很遥远,虽然它们不再需要穿越漫长的夜空来到这个房间,但它们穿越了二十年的记忆。夜已深,我想再次听着那些歌曲入睡。我知道,明早当我醒来,那个清晨不可能再弥漫着 1980 年代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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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的香烟广告

今晚路过巨鹿路的渡口书店,进去翻书。见店内陈列了一些民国时期《申报》的复印件,大部分是 1937 年的,上面的新闻涉及“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等等。

我发现其中很多期《申报》上都能看到“美丽牌”和“小金鼠牌”香烟的广告,画面大多是口衔香烟的旗袍女郎。随着时局的日趋恶化,广告内容也终于和时事衔接了,1937 年 7 月 30 日这一天的广告画面换成一个读报纸的中年男子,广告词的内容也颇能反映当时紧张的时局。

左图文字大意:

日寇侵犯,时局紧张,在这令人烦闷的时候,惟有吸美丽牌或金鼠牌香烟,才可以透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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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特•埃里克森晚年言行录》(虚拟书评)

(作者注:所谓“虚拟书评”是一种文字游戏,即为一本并不存在的、虚拟的书撰写书评。)

伴随 2006 年美国小说家麦特•埃里克森(Matt Erickson )的病逝,当今在世的著名遁世隐居作家就仅剩 J.D.塞林格一位了。自 1973 年麦特•埃里克森停止写作、隐居乡野以来,出版界每年仍然不断推出对于这位“后现代小说大师”的研究著作,但读者已再无机会读到这位“最具神秘感的伟大作家”的任何新作,甚至无法获得关于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作者的任何消息。直到 2007 年,《麦特•埃里克森晚年言行录》(以下简称《言行录》)一书得以出版,饥渴的读者们终于可以通过此书一窥这位成功后隐姓埋名的作家在去世前的生活和思考了。

众所周知,埃里克森隐居后深居简出,和外界几乎失去联系,记录、出版其晚年言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与其他曾经试图接近埃里克森的学者和记者不同,《言行录》的作者乔•施拉姆(Joel Schramm)——一位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一个埃里克森的狂热爱好者——为此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最终获得成功。这位年轻的学者通过私人侦探的帮助获取了埃里克森的住址,然后只身前往那个偏远的北加州乡间小镇,一住就是半年。他在埃里克森经常出没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获得了一项薪水微薄的侍应生工作,以此作为身份掩护,对埃里克森的晚年生活进行了大量观察,并和埃里克森进行了多次对话。这种执着的研究精神在当今的学术界实属罕见。

《言行录》一书显示了作者乔•施拉姆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常的分析能力。作者在第一章写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渐渐发现埃里克森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后现代文学的特色。埃里克森的着装风格明显体现了他在小说中经常使用的后现代‘拼贴’技巧:他总是将棒球帽、拖鞋、西装、牛仔裤等貌似缺乏关联的着装元素漫不经心、游刃有余地随意组合、披挂在身,其离经叛道的大胆创新性着实令人叹服。同时,埃里克森的日常用语充满了‘元小说’特色,例如,他喜欢使用如下这种表达方式:‘我想来一杯摩卡咖啡……等一下……我在想是不是卡普提诺会更好……对,还是来杯卡普提诺吧!’这种把对于作者创作过程的描述嵌入叙事文本之中的方法正是典型的‘元叙事’手段。至于‘戏仿’这种后现代技巧在埃里克森的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在玩儿飞镖游戏的时候喜欢伸出右手比划成一把手枪,还会煞有介事地对着“枪口”吹一口气。显然,这是对流行文化中枪手形象的出色戏仿,埃里克森对于美国当代流行文化的批判态度在此刻显露无疑。”

《言行录》中记录了作者和埃里克森的数次对话。“虽然大部分对话看似与文学无关,”作者写道,“但作为埃里克森生前最后的谈话记录,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相信富有洞察力的读者不难透过这些对话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言行录》中记录的第一次对话发生于小镇上的超市,当时作者和埃里克森恰好排在同一条队里等候付款,认出作者是咖啡馆的侍应生后,埃里克森和作者进行了一番简短但颇有深意的对话:“你好吗,年轻人?”“我很好!沃克先生(注:沃克是埃里克森使用的假名字)。您今天看起来气色很好!”“谢谢。坏天气到来之前我一般看起来气色不错。”“您对美国文学的前途乐观吗?”“你说什么,年轻人?轮到你了。准备好钱吧。”此番对话虽然相当简短,但作者认为其涵义非常深刻。“埃里克森对于天气的评论显然印证了他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人类命运所持的强烈悲观态度,”作者写道,“而最妙的是埃里克森对本人提出的美国文学前途问题的回答方式——他说‘准备好钱吧。’这显然是在暗示文学作为一种脆弱的艺术形式最终将会被以金钱为终极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吞噬。”

类似的简短对话在《言行录》还记录了很多,每段均配有作者的详细分析,读起来颇具启发性。二人的最后一次对话发生在小镇邮局门口,在那次对话中,作者向埃里克森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大胆请求埃里克森接受他关于文学的采访。埃里克森得知真相后说:“请你从我的生活中走开,要不我他妈就叫警察了。”虽然这句话结束了乔•施拉姆对埃里克森历时半年的追踪和记录,但作者在书中充满兴奋地评论道:“埃里克森给笔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意义非凡,它揭开了长期以来困扰文学界的一个谜团,那就是埃里克森的小说《分道扬镳》的主人公汤姆是否是以埃里克森本人作为原型的问题。在此让我来提醒读者:在小说《分道扬镳》中主人公汤姆和他的朋友杰克关系破裂时汤姆说的就是‘我请你从我的生活中走开,要不我他妈就叫警察了。’如今这句话几乎原封不动地从埃里克森口中说出,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汤姆的原型正是埃里克森本人。”

作为一位出色的小说家,麦特•埃里克森已经离我们而去,并将永垂史册。《麦特•埃里克森晚年言行录》作为一本精彩的学术著作,无疑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研究、了解埃里克森的珍贵的资料,其意义不可低估。

(刊于《书城》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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