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目鱼 @ 2009-04-01 00:13 (文坛张望)  今天（09年4月1日），是捷克裔法国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生日。这位作家生于1929年4月1日，到今天，整整80岁了。（注：本文与愚人节无关。）
很多非常有名的作家如今都是老人了。今年1月1号是J. D. 塞林格的90岁生日；今年1月12号是村上春树的60岁生日。
我怎么最近老写“历史上的今天”之类的东西？（春天来了，夏天近了，不再写了。）
提起米兰•昆德拉我就回想起90年代，那年月昆德拉是文学青年的最爱之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当时好像特流行。那时候我以为昆德拉在国外尽人皆知。有一次，上大学的时候，我跑到人大参加“英语角”活动，我操着一口生硬的英语问一老外：
“Do you know the writer Milan Kundera?”
“No, I don’t. What does he write about?”
“Politics and sex.”
“Good topics.”
我猜想当时不少人是把昆德拉的小说当黄书看的。我记得有一次班里一位同学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起刚刚在另一位同学家里观摩的一部“毛片儿”。后来我一考证，那部“黄片”就是根据昆德拉的小说改编的《布拉格之恋》。
在西方，米兰昆德拉经常被称为“流亡作家”，其作品很多都有清晰的政治背景。谈到小说中的政治元素，昆德拉曾说：
When the culture is reduced to politics, interpretation is concentrated completely on the political, and in the end no one understands politics because purely political thought can never comprehend political reality.
读昆德拉的小说，最大的印象是此人非常热衷于“夹叙夹议”的写法——讲着讲着故事，作者忽然跳将出来，大段大段地开始发表议论、直抒观点，读起来几乎不像一篇小说，倒像是一篇发在《纽约书评》上的随笔。一些喜欢捍卫小说传统的人批评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小说的美感。对此，我的理解是：去他妈的，没人有权力规定小说到底应该怎么写。
米兰•昆德拉最著名的一句名言大概就是那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对这句话理解不深。我觉得，让他老人家时常笑笑也没什么不好。“笑一笑，十年少。”
让我用昆德拉的另外一句话来结束这篇博客：
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 （出自《笑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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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 @ 2009-03-26 00:49 (文坛张望)  二十年前的今天（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自杀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25岁。
我在大学期间读过一些海子写的诗。当时海子已经死去好几年，但非常有名。因为此人是校友，所以我们那所大学经常有一些相关的纪念活动。九十年代的某个春天，我去凑热闹，和一大群人挤在一间很大的阶梯教室里，参加本校的“第 X 届 XX 湖诗会暨纪念海子逝世 X 周年”活动。
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浪漫钢琴曲的伴奏下，一些年轻诗人纷纷登台朗诵自己的诗歌作品。我们那所大学以学生风气自由散漫著称，我记得当时台下乱哄哄的，不少同学把节目单折成纸飞机，当自己不喜欢的诗人在台上朗诵时，就把这些纸制飞行物远远地向台上抛去，在观众席上空划过一道弧线。当时教室里还坐着一群来自圆明园的画家哥们儿（和他们的女朋友），这些人一水儿的黑衣、长发，基本上都是迪克牛仔的范儿。当时台上不知是谁朗诵了一句好像是什么“四月，我要到南方去”，这时忽然听到台下响起啪啪的掌声，一看，远处一位长发画家斜躺在座位上，二目微合，将双手高高举过头顶，独自一人坚定地为朗诵者鼓掌，颇牛逼。（插一句题外话，圆明园的画家们管吟诗不叫吟诗，叫 X 诗。我还去过他们村儿里一次，在一间小黑屋里，瞧一帮穷困画家煮白菜汤、喝啤酒、弹吉他、X 诗）。
朗诵会到后来越来越乱。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也不足以制造安静的气氛。这时，按朗诵会议程安排，一位来自外校——清华大学——的同学登台朗诵。来者上台以后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朗诵会应该是属于海子一个人的。”（嘿嘿，有点儿事事儿的），然后又说：“台下还有一批今天和我一起来的清华的同学，我们对贵校的尊敬很大原因是因为海子这位诗人。”这哥们儿说到此处，台下开始不那么吵闹了，然后这人又说：“我觉得今天的背景音乐和这个朗诵会的气氛不符，能不能请你们把它关了。”这时舞台一侧屁颠儿屁颠儿地跑上来一个朗诵会组织者，乖乖地把音响给关了（面对踢馆者，丫这操行也够给母校争光的）。清华踢馆男接着说道：“我今天给大家读一首海子的诗，名叫《祖国，或以梦为马》，我请台下和我同来的清华同学和我一起朗诵。”“Shiiii……”——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嘘声（靠，终于有主儿出来灭丫了）。清华男改口道：“那我请台下所有人和我一起朗诵。”
会场一片安静，大家看着台上那个一脸书生气的男生掏出一本书，慢慢打开，开始一字一句地读：“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渐渐地，由弱变强，会场前排的观众席上开始传来和他应和的朗读声，不久，有更多人加入，朗诵的声音变得更强、更清楚。会场安静无比，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在教堂中聆听布道的那种他妈的神圣气氛。那些人如处无人之境，他们齐声朗读：“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一滴不剩／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
我很少被诗歌打动，那次是个例外。
附：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次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此火为大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土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
如雪白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放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 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 吐出光辉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
只有粮食是我的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 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赐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到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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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 @ 2009-03-04 16:08 (文坛张望)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多描写美国蓝领阶层，这应该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卡佛出生于一个锯木工人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即开始工作，19岁就结了婚，靠打零工养活自己的家庭。他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呢？卡佛的诗集《通往瀑布的新路》（A New Path to the Waterfall）中收录有作者的一篇随笔（Some Prose on Poetry），在这篇文章里，卡佛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第一次接触文学刊物的经历。
（我当初差点儿把这件事编成一篇小说，放在那篇写给《人民文学》的介绍卡佛的文章里。因为自己不满意，最终删掉了。）
以下是这篇随笔的节选（比目鱼译）：
很多年以前——应该是1956或者1957年前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已经结了婚，住在华盛顿州东部一个叫做亚基马的小城，靠给城里一家药房的顾客上门送药养活自己。有一天，我开车到城中的高档住宅区去给一户人家送一份处方药，一位手脚灵活、身穿羊毛衫的老者邀请我进屋，他去找支票本，让我在客厅里等他。
客厅里有很多书，那些书放得到处都是，茶几上、小桌上、沙发旁边的地板上——所有空地都成了堆放书籍的地方。房间里甚至还有一个占据了一面墙的小型图书馆。（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个人”图书馆呢——一个私人住宅，配备着专门定制的书架，上面摆放着一排又一排的书。）我坐在那里等那位老人，眼睛四处打量。我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印着一个虽然简单却让我感到惊奇的名字：《诗歌》（Poetry）。我拿起那本杂志，惊讶不已。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一本“文学刊物”，更不要说诗歌杂志了，我简直目瞪口呆。或许当时有些贪婪，我又拿起一本书，书名是《小评论选集》（The Little Review Anthology），由玛格丽特•安德森编辑。（多说一句：当时我不懂“编辑”是什么意思，那个词让我感觉神秘莫测。）我翻看那本杂志，后来更加冒失，开始一页一页地读起那本书来。书中有很多首诗，还有散文和看起来像是评论的文章，而每一首选登的诗竟然都配有几页纸长的解说文字。这到底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我暗自惊奇。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一本像这样的书——当然，也没有见过像《诗歌》这样的杂志。我端详着这些书刊，心中暗自垂涎三尺。
那位老先生写完支票以后，好像猜穿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把那本书拿走吧，孩子。书里面说不定能找到你喜欢的东西。你对诗感兴趣吗？那就把那本杂志也带走吧！说不定将来你自己也会写点儿东西。要是你真的写了，你得知道投稿的地方啊！”
投稿的地方！那一瞬间，虽然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感觉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我正是十八九岁的年纪，常被“写点儿东西”的欲望纠缠，也试着写过几首笨拙的诗。可是我却从来没想过会有那么一个地方，你可以把你花费心思写出来的东西投递过去，好让别人看到，甚至很有可能被发表出来——真是难以置信，至少看起来如此！然而，此时此刻，我手里的这本杂志不正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吗：在远方的某个角落，某些有责任心的人，他们会定期出版一本——天哪——关于诗歌的月刊！我感到惊愕。就像我说的那样，我觉得自己正面临一次重大的启示。我对那位老先生道了好几遍谢才出了门。我把他给我的支票交给了药房的药剂师，然后我带着那本《诗歌》杂志和《小评论》文选回到家里。于是，一段教育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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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 @ 2009-02-14 23:17 (文坛张望) 今天，2009年2月14日，情人节。傍晚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徐来（钱烈宪）在单向街书店被人刺伤，目前已送医院”。
“钱烈宪要发炎”是我通过RSS订阅的几个时评博客之一。08年同一作者署名“徐来”出版过《想象中的动物》——一本和他的博客风格完全不同、充满想象力的书。如果事先不知道，很难想像徐来和钱烈宪是同一个人。
遇刺地点是单向街书店万达店，和我在北京住的地方很近，走路过去用不了十分钟。如果在北京，估计我也会去参加今天下午的那个活动。
最新短信：“因腹内积水，钱烈宪需在朝阳医院手术，应无大碍，但可能伤到内脏。”
二0年前的今天，19八9年2月14日，情人节。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因出版一本名为《撒旦诗篇》的小说，在这一天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判处死刑，并悬赏数百万美元追杀他。从此，拉什迪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有大约10年的时间一直处于英国警方非常严密的安全保护之下。
最新消息：本周三伊朗官方宣布：对拉什迪的死刑判决仍然有效。
这个世界也许比我们想像的更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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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 @ 2009-02-11 02:24 (文坛张望) 北京：Bookworm Literary Festival 2009
上海：Shanghai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 2009
关于每年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国际文学节，我一年前写过一篇博客，今年，情况和去年一样。上面是活动链接。下面COPY自去年的那篇博客，所谈内容今年依然适用：
回国后有个现象我一直觉得挺奇怪：不论北京还是上海，最好的介绍当地文化娱乐的杂志好像都是面向老外的英文杂志：《That’s Beijing》、《That’s Shanghai》、《City Weekend》、《Time Out》，等等。这两年以来这些英文杂志成了我了解北京和上海文化活动和吃喝玩乐的重要渠道。虽然也有类似的中文杂志，但好像办得并不如英文版的好，你说奇怪不奇怪。
最近，春天来了，我从这些英文媒介上发现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都迎来了各自的国际文学节（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北京国际文学节的地点在三里屯的Bookworm，上海国际文学节的地点在外滩的Glamour Bar。看看活动安排，还都不错，从世界各地来了不少名气大小不等的作家，值得去听听。当然，几乎都是英文发言（估计没有中文翻译），内容也并不以聊中国文学为主。
我不太明白，国际文学节都开到我们这儿来了（已经好几届了都），我们自己怎么就没有一个定期举行的、有规模的、讲汉语的、谈中国文学的、对所有人开放的文学节呢？我们中国的作家不也一堆一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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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 @ 2009-01-01 23:30 (文坛张望)  今天，2009年1月1日，是美国作家J. D. 塞林格（J. D. Salinger）的生日。这位作家生于1919年1月1日，到今天整好90岁。
塞林格最有名的小说自然是《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不过我本人更喜欢另一本名叫《九故事》（Nine Stories）的短篇小说集。1995年我在亚特兰大的一家书店里买了这本薄薄的小书——好像是我在美国买的第一本英文小说。这本书收集了九个短篇，故称“九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篇《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香蕉鱼的好日子》，又译《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印象中这本书里的很多小说中都隐隐流露出一种哀伤的气氛。印象中，这种气氛极具魅力。
写至此处，忽然感觉自己在谈论一位已经过世的作家。可是，塞林格依然健在，为什么会让人这样谈论他？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作家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躲开公共视线，过起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人们知道他住在Cornish, New Hampshire，但几十年来很少听到关于这位作家的消息，也一直没有任何新书出版。塞林格仍然活着，但他选择隐居、沉默，这其实更增加了这位作家的神秘感。
2007我认识了一位叫彭伦的做出版的朋友，他做了塞林格的两本书《九故事》和《弗兰妮与祖伊》，今年要出另一本塞林格的小说《抬高房梁，木匠／西摩：小传》。彭伦提到过一段和塞林格打交道的经历：2007年，中文版《九故事》出版前，塞林格专门通过经纪公司对该书的装帧设计提出了非常细的要求：“中文版封面上，不得使用任何照片、绘图；全书不得有作者简介；不得有序言、后记之类原书没有的内容；不能在封底等位置引用其他人的评语；封面上的书名必须放在作者名字上面，而且字号得比作者名字大。”
彭伦兄讲的这件事大概可以让人放心了：塞林格老师仍然健康地活着，而且，看来他依然头脑清醒，依然在按照自己的原则做事，依然是一个不愿流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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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 @ 2008-12-26 14:33 (文坛张望) 接上文《雷蒙德•卡佛：刻小说的人（上）》
 极简主义
“评论家讨论我作品的时候经常使用“极简主义”这个词。但这个标签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雷蒙德•卡佛
“极简主义”（Minimalism）——这个卡佛本人并不喜欢的词——如果拿来形容卡佛的一些小说，尤其是那些早期的、收集在《请你安静些，好吗？》和《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这两本集子里的小说，倒也不能说完全不恰当。对于这些小说，人们喜欢把它们和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相比：都是惜字如金，省略了很多东西。
卡佛的读者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跳个舞呢？》里面的那个中年男人的婚姻背景和感情经历，也搞不清这个人把家当卖了以后要到哪里去。但是有一定生活经验的读者可以猜出：这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他遭受了感情上的打击，他比较悲观，同时还残留着一点点浪漫的情绪。就像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样，这种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空白的阅读经验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如果拿海明威和卡佛来比较，我感觉，海明威的短篇好像写得更“浪漫”，他对笔下的人物似乎更“仁慈”：即使写一个对生活绝望、身陷孤独的老人，他也会给他安排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让他喝上几杯；即使写一个即将被迫堕胎、充满失落感的年轻女子，他也会给她安排一个车站旁的小酒馆，让她可以坐在那里欣赏到远处“白象似的群山”。而卡佛对笔下的人物就显得“残酷”得多。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不敏感甚至感情迟钝，我们很少看到他们沉浸在带有任何“诗意”的气氛中。他们总是被各种困境、打击所包围，困惑、颓唐、不知所措甚至彻底消沉。浪漫情绪不属于这些人。
1983年，卡佛出版了小说集《大教堂》。评论家和读者发现，“极简”不再是这些小说的风格。这些小说里出现了更多的人物背景交代，更细腻的描写，篇幅也更长了。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一本小说集《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中收录过的小说《洗澡》（Bath）在这本书中被再次收录，但出现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篇幅加长了几乎两倍，题目也被改为《好事一小件》（A Small, Good Thing）。
《大教堂》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读者和评论家似乎都没有因为卡佛放弃他“固有”的风格而感到失望，相反，他们投来赞许，报以掌声。
《大教堂》显示的变化不仅仅停留在文字风格上。比起以前的小说，这些新作中减少了“冷酷”，增加了“温情”，读起来更加“光明”了。
标题小说《大教堂》被普遍认为是卡佛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给人感觉内心空虚、生活颓唐的男子。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他老婆以前的朋友，一位盲人。这个住在外地、刚刚丧偶的盲人一直和她老婆保持通信，谈论各自的的生活。对于盲人的探访叙事者比较抵触，还夹杂着一些妒忌。小说通过这个男子的视角，很细致地描写了盲人的到来、聊天、吃饭等细节，读者可以感觉到他那种冷淡的态度和不情愿的情绪，场面一度有些尴尬。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看到叙事者的老婆先睡了，留下他和这位盲人坐在沙发上。叙事者依然很冷淡，自顾自地看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一边和盲人聊着一些不疼不痒的话，还怂恿客人抽了一只大麻。在接近小说结尾的时候，电视里开始播放一部关于建造大教堂的纪录片。盲人想知道大教堂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叙事者开始用笨拙的语言向他描述。这种尝试失败以后，盲人建议叙事者采取以外一种方式，他建议叙事者在一张纸上用笔画下大教堂的样子，而他则把自己的手扣在叙事者的手上，跟随前者的动作感觉大教堂的样子，盲人还建议叙事者闭上眼睛，他照办了。结果，在这个描绘大教堂的过程中叙事者进入了一种近乎“忘我”的状态。在小说结尾处，盲人让他睁开眼睛看一看——
但我仍然闭着眼睛。我想就这样再待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
“怎么样?”他说，“你在看吗？”
我的眼睛仍然闭着。我在自己家里，这我知道。可我感觉我不在任何地方。
“真是了不起。”我说。
《好事一小件》是另一篇人们喜欢谈论的小说。评论家尤其喜欢分析这篇小说，因为他是卡佛前期出版过的小说《洗澡》的“加长版”，把这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对比，这难倒不是研究卡佛从“极简主义”返璞归真的最好方法吗？
《好事一小件》和《洗澡》的故事基本相同：一个母亲去面包房为即将过生日的儿子订了一个蛋糕。儿子在生日那天不幸遇上车祸，昏迷不醒，被送入医院。夫妇二人守在病床前，痛苦而且焦急。丈夫抽空回家去洗澡，碰巧有人打来电话，提醒他蛋糕还没有拿。丈夫不知道妻子订生日蛋糕的事，把对方的来电当成了骚扰电话。夫妇两人在医院又守护了几天，儿子依然昏迷不醒，妻子回家洗澡、喂狗，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对方说是关于他儿子的事。
小说《洗澡》在此处戛然而止。我们不知道医院里的儿子最后是否得救，甚至不知道结尾处的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虽然很有可能是面包师再次带来的，但也很可能是医院打来电话通知紧急情况。和其它卡佛的“极简”小说一样，《洗澡》没有交代人物背景，语言简洁，叙事不带感情色彩，这使得这篇关于生死和家庭不幸的小说读后给人一种近乎冷酷的感觉。
而《好事一小件》则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这篇小说里增加了人物背景交代和更多的心理描写，故事也没有停留在《洗澡》结尾的地方。读者可以肯定，妻子收到的电话是面包师打来的，但妻子也忘了订蛋糕的事，同样把来电当成了骚扰电话。妻子回到医院，儿子最终医治无效，死去了。悲痛的夫妇回到家里，同样的电话却再次打来，夫妇二人最终搞清电话来自面包房，一直被压抑的悲痛此刻转化成对面包师的愤怒。二人在午夜开车去找来电者算账。在面包房里，他们遇到了那个孤独的老面包师。知情后的面包师对夫妇二人诚恳地道歉，让他们落座，还拿出刚烤好的热面包给他们吃。他说，你们得吃点儿东西才能挺住。在这种情况下，吃，是一件微不足道但会很有帮助的事情。于是夫妇二人吃了很多面包，还听面包师讲了自己的经历。他们聊了一个晚上，天亮了，他们还没打算离去。
不难看出，《好事一小件》从家庭悲剧开始，以陌生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告终，和《洗澡》所传达的感受完全不同。
文学编辑
“约翰•加德纳说，如果你能用十五个字写出来，就不要用二十五个字。戈登•利什则相信，如果五个字够用，那就别用十五个字。”——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于1988年去世，但在他死后的二十年中人们不时能听到关于这位作家的猜测和传闻，有人甚至怀疑卡佛的很多小说是由别人代写的。如今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已经被基本搞清。要谈这件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名叫戈登•利什（Gordon Lish）的文学编辑。
1967年，卡佛在加州做课本编辑时结识了办公室仅隔一条马路的另一位编辑戈登•利什，二人常在一起喝酒、聊文学，不久成为好友。几年后利什去纽约做了《绅士》杂志（Esquire）的小说编辑，负责寻找文学新人。此时卡佛仍然名不见经传，发表过的小说局限于一些发行量很小的文学刊物。利什劝卡佛给《绅士》投稿，于是卡佛交给利什自己的几个短篇，均在70年代初得以发表。
卡佛发现利什对自己的小说干了两件事——1，让它们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得到了评论界的重视，2，对它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文字删改。
利什本人也写小说、喜爱文学，面对卡佛的小说，他似乎难以克制自己的创作欲望。卡佛的第一任妻子在回忆录中写道：“戈登改动了雷的一些小说，很多改动我都不同意。但我意识到他是如此喜爱雷的作品——他希望那些小说是他自己写的。……总的来说，雷非常感激戈登作为编辑的出色工作，他经常认同戈登的编辑，他不喜欢的改动将来可以再改回来，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的作品发表。”
利什帮助卡佛出版了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并得到好评，于是二人开始准备下一本小说集。这一次，利什对卡佛手稿的改动就更加大胆了。利什着迷于极端简练的文字风格，他不喜欢卡佛小说中过多的感情流露和过于繁琐的描写，于是他删除了卡佛原稿中的很多段落，还对部分文字做了改动。书稿中的《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Mr. Coffee and Mr. Fixit）被砍掉70%，《好事一小件》被删掉2/3，更名为《洗澡》，小说《新手》（Beginners）经修改后被改名为《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卡佛对利什变本加厉的删改感到不安甚至愤怒。他写信恳求利什不要出版这些经过改动的文稿，但利什还是按原计划出版了经他修改后的版本。这本小说集定名为《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出版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好评。此后，当评论家谈论雷蒙德•卡佛的时候，他们开始谈论“极简主义”这个词。
1982年，卡佛和利什开始筹划下一本小说集《大教堂》。卡佛再次写信给利什，希望他不要再越俎代庖，信中说：“我再也无法忍受截肢和移植手术了。”这封信奏效了。这次利什对卡佛的手稿几乎没做什么大的改动。于是，读者看到了一本卡佛“转型”后的小说集。这些事实上更加“原汁原味”的作品受到的好评超过了前两本经利什大规模删改过的小说集。小说《好事一小件》也收集在这本集子当中。当评论家们饶有兴趣地研究卡佛是如何把“极简”版的《洗澡》“扩写”成更加丰满的《好事一小件》的时候，他们也许不曾想到，《好事一小件》才是卡佛最初的版本。
此后卡佛终于停止了与利什的合作。临终前卡佛出版了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其中包括7篇新作和30篇以前发表过的小说。此书收录的作品被认为是卡佛自己最满意的小说的最满意的版本。该书收录了《好事一小件》，而不是《洗澡》。然而，书中有一些小说，比如《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还是保留了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利什版”。
据说卡佛的遗孀正在试图出版更多卡佛作品的“未经删改版”，对此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我想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并不关心作家背后的纷纷扰扰，他们只关心小说，关心那些真正好看的小说。
玻璃天空
“我对写短篇小说没有任何自己的理论。我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不喜欢写作中的不诚实，我不喜欢玩儿花招。我喜欢那些讲得很好、很诚实的故事。”——雷蒙德•卡佛
198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他的妻子去拜访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卡佛的别墅位于华盛顿州和加拿大交界处的胡安•德富•卡海峡。下车后，村上听到一阵阵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他不自觉地深吸了一口气。
在客厅里，村上看见卡佛是一个身体魁梧的男人，他向村上微笑，但他不笑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皱着眉头。村上感觉到，这个美国人和自己一样腼腆。
幸好有卡佛的女友苔丝在场。村上早就知道，苔丝是一位女诗人，是卡佛和前妻离婚后的生活伴侣。苔丝开朗、健谈，她带着两位日本客人参观别墅的各个房间。大块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地板上。
中午，他们围坐在靠近落地窗的餐桌旁进餐。主菜是熏三文鱼。卡佛说，这条鱼是他和苔丝一起在海边抓到的。
席间讲话最多的依然是苔丝，她故意放慢了语速，好让两位客人听懂她的每一句英语。卡佛仍然话不多。村上再次庆幸苔丝的在场。
村上是卡佛小说日文版的译者。他说卡佛的小说在日本很受欢迎，他本人也极其喜爱。卡佛微笑的时候眉头不再皱着。
下午，他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卡佛和村上都已经放松了很多。透过玻璃窗，村上看见海峡中大片的海水在阳光下闪烁。天空碧蓝，几乎没有云彩，两艘油轮缓缓地在海面上移动。潮水慢慢从远处涌来，拍打着房子脚下不远处的礁石，声音低沉而有节奏，其中夹杂着几声海鸥的鸣叫。
苔丝建议大家到房间外面的露台上坐坐。卡佛推开客厅和露台之间的玻璃门，一阵带着咸味儿的海风涌入屋中。
在露台上，卡佛和村上各自点燃了一支香烟。海风很强，但阳光非常暖和。村上的视线偶尔和卡佛相遇，卡佛对村上微笑，眼睛里反射出海水的光芒。
这时，村上看见露台一侧的木板地上躺着几只海鸟。他走过去，发现那是几只海鸟的尸体，它们翅膀上纤细的羽毛随着海风抖动，像斜插在地面上被人遗弃的旗帜。
卡佛发现客人在观察那几只海鸟。他说，经常有海鸟死在他家的露台上，这些可怜的鸟儿很不幸。
他说，这些海鸟，它们看见玻璃窗上反射出天空的影子，就以为那是真的蓝天，它们想往天上飞，结果就撞到玻璃上，被撞死了。
大家陷入片刻的沉默。
村上吸了一口烟，他回过头看了看那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玻璃里反射出蓝天的影像。
虚假的天空，村上用带着日本口音的英语喃喃说道。
我憎恨虚假的天空，卡佛说。
（注：上面这段笔者虚构的文字取材于卡佛第二任妻子苔丝•加拉赫（Tess Gallagher）为卡佛诗集《群青》（Ultramarine）日文版所写的序言，其中提到了村上春树夫妇拜访卡佛夫妇的经历，那次他们在卡佛家中确实见到了撞死在玻璃上的海鸟。）
（载2009年1月号《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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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 @ 2008-12-24 23:03 (文坛张望) （载2009年1月号《人民文学》）
契科夫
“在最近几年里，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光芒和恩惠。”——雷蒙德•卡佛，1988
1987年6月，《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短篇小说，名叫《差事》（Errand）。熟悉卡佛的读者发现，这篇小说与作者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卡佛笔下的典型人物一直是那些中下层美国人，他们居住在无名的城镇，形象普通得不会吸引任何人注意。而《差事》则大不相同，写的是俄国作家契科夫的死。契科夫是卡佛的偶像和写作上的导师。在这篇小说里，卡佛虚构了契科夫从染上肺炎开始吐血一直到他在德国去世的过程，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契科夫的妹妹去医院探望他时，在病房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那是一张医生手绘的契诃夫肺部示意图，图中的肺用蓝色线条勾勒，但肺的上部涂满红颜色，她意识到，那部分代表患病的区域。
《差事》发表的时候正是雷蒙德•卡佛写作生涯的鼎盛时期。这位出生于西北部贫穷锯木工家庭、年轻时为养家糊口奔波劳累、后来又因为酗酒险些丧命、打过各种杂工、曾在各地辗转流离、经历过两次破产和一次婚变的小说家兼诗人，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获得了文学界的承认和褒奖：“自海明威以来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美国的契科夫”、“极简主义”——这些荣誉和标签可谓来之不易。此时他已经出版了《请你安静些，好吗？》（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大教堂》（Cathedral）等短篇小说集和若干本诗集。此时他已戒酒多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即将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作家苔丝•加拉赫（Tess Gallagher）。
《差事》是卡佛的最后一篇小说。
1987年9月，也就是《差事》发表后的第四个月，卡佛像契科夫一样开始吐血。10月初，卡佛被查出肺癌，他的左肺被切除了2/3。第二年6月，卡佛的肺部再次发现癌细胞。当月，他和苔丝举行了简单的婚礼。1988年8月2日清晨，卡佛因肺癌死于家中。
在最后的日子里，卡佛一直在写未完成的诗集。有一天，这位作家对他的妻子说：“宝贝儿，我们已经被载入史册。”
临终前，卡佛每天静静地坐在家里的门廊上，望着院子里栽种的玫瑰花出神。去世前几个小时，卡佛告诉妻子，他是多么喜爱契科夫的小说。
契科夫去世时44岁。卡佛去世时50岁。
 雕刻匠
“写短篇小说和写诗之间的相似程度绝对超过写短篇小说与写长篇小说之间的相似程度。” ——雷蒙德•卡佛
“我平日里是个害羞的人，可写起东西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的姓Carver，如果按字面翻译，就是“雕刻匠”的意思。和契科夫一样，卡佛一生热衷于对短篇小说的雕刻（这位作家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的刀法纯熟，到后来自成一派。直到今天我们读他的作品时，可能还会赞叹一声：“嗯，活儿确实不错！”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重读《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 一本英文版的卡佛小说自选集。每次合上这本书，我的视线都会再次和卡佛相遇。
那是印在封面上的一张卡佛的照片。在这张黑白照片中，卡佛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右手搭着椅背，左手放在桌上，他的眉头紧锁，眼睛死死地盯视着镜头，仿佛那里有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急需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出答案。可以想像，画面外的摄影师希望这位作家摆出一副潇洒的姿势、提供一个深邃的眼神，然而，我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一个表情有些紧张的中年男子，他的肢体僵硬，神经紧绷，眼神中隐隐流露出紧张、困惑和焦虑不安。
我走到电脑前，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卡佛的信息。在一个英文网站上，我找到了一段卡佛当年接受采访的录音。听这段录音让人感觉在听一个嫌疑犯接受警方的调查。卡佛的声音底气不足，吐字磕磕绊绊，句子断断续续，有时需要依靠短暂的停顿来思考究竟该使用哪个合适的字眼儿来继续眼下这个已经进行了一半的句子。在这段录音里，卡佛呼吸的声音清晰可见。他的呼吸沉重，像一张砂纸在不断地打磨着麦克风，这些呼吸之间偶尔会插入一两次深深的吸气，让人怀疑屋子里的氧气是否已经被这个不善言辞的讲话者耗尽。
无法言传
“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是你。” ——雷蒙德•卡佛
卡佛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能言善辩的。他们用最普通的思维方式思考，用最基本的日常语言交流。可是，在这些故事中，这些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往往被某一件异样的事情打乱，他们感觉到了这种异样，并且能隐隐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可能因此变得不同。然而，由于他们不善言辞，也从未学会和自己的内心交流，于是，他们往往陷入一种“无法言传”的困境。
小说《为什么不跳个舞呢？》（Why Don’t You Dance?）写一个中年男子（刚刚离异？），在自家庭院前出售家里的全部家具。来了一对年轻情侣，对陈列在门口的大床和电视机很感兴趣。中年男人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讨价还价，还给他们喝酒，用旧唱机放音乐给他们听。他还提议：“为什么你们不跳个舞呢？”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叙事的焦点有些出乎意料地转移到那对情侣中的女孩身上：
几个星期后，她说：“那家伙是个中年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家门口。不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了舞，在他家门口的车道上。哦，老天。别笑。他给我们放那些唱片听。你看这个唱机，就是那个老家伙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破唱片。你会对这些破玩意儿感兴趣吗？”
她不停地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每一个人。这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她想试着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她放弃了这种努力。
像这个女孩一样，卡佛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感觉到了某件事后面“更多的东西”，但他们无法通过言语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而故事背后的作者拒绝提供任何解释。于是，读罢卡佛的一些小说，读者的感受可能会无异于故事中的人物：这篇小说确实让我感觉到了什么，可到底是什么呢？
另一篇小说《羽毛》（Feathers）写叙事者和他的妻子到另一对夫妇家里做客，他们在主人家中碰到一些奇怪甚至骇人的事情：这家人养了一只孔雀，身上有味道，不时发出怪叫，但主人竟然允许这只鸟走进房间里来散步；而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长得其丑无比，样子吓人，对此他的父母仿佛视若无睹。在这篇小说的最后，叙事者看着客厅里那只怪鸟和主人的丑宝宝嬉戏玩耍，他忽然感觉这个夜晚“很不一般”，他甚至默默许了一个愿，希望“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夜晚”。的确，事后叙事者的生活因为这次经历发生了改变。但为什么一只怪鸟和一个丑婴儿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触动呢？这个问题叙事者似乎无力回答，作者似乎希望读者自己去找出答案。
小说《肥》（Fat）的叙事者是一家餐厅的女服务员，某晚她接待了一个异常肥胖但特别客气的顾客。这个胖子食量惊人，更奇怪的是他讲话时用“我们”而不是“我”来指代自己。整篇小说写的就是叙事者向她的女友丽塔讲述这件事本身以及当晚下班后她与男友在家中谈论这个胖子的经过。《肥》是这样结尾的：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丽塔说。但我可以看出她对这件事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感到情绪低落。但我不想对她说。我已经对她说得太多。
她坐在那儿等着，她用纤细的手指抚弄自己的头发。
她在等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这时是八月。
我的生活即将改变。我能感觉到。
很多读者也许会和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篇小说。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叙事者为什么会感到情绪低落？为什么遇到一个奇怪的胖子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卡佛不会回答这些问题。而故事的主人公，她自己可能更说不清楚。
蓝领悲剧
采访者：为什么您选择写短篇，而不是长篇小说？
卡佛：是因为生活所迫。当时我很年轻。我十八岁就结了婚，那时我妻子十七岁 。她怀孕了，我身无分文，我得整天工作，养活两个孩子。我还需要到大学里学习写作。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写那种要花两三年才能完成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写诗和短篇小说。这些东西可以坐下来，从开头到结尾一次完成。
（注：此处可能是卡佛的记忆有误。卡佛结婚时19岁，当时妻子16岁。）
卡佛常说他有“两次生命”，分界点是1977年6月2日。
卡佛1938年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一个锯木工人的家庭，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他十九岁结婚，已经怀孕的妻子玛丽安•伯克•卡佛（Maryann Burk Carver）当时只有十六岁。这对年轻夫妇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因生活所迫不断搬家，居无定所。养家糊口的压力很大，卡佛和妻子靠一些零七八碎的工作挣钱。卡佛曾替药房送货、在加油站给人加油、在医院里打扫卫生、在公寓小区打杂、甚至替人摘过花。妻子玛丽安做过图书推销员、电话公司职员和餐馆侍者。卡佛喜爱文学，打工之余在大学里选修了一些写作课程，在这期间遇到了对他写作生涯有影响力的老师——作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卡佛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尝试写作，终于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找到了一些在学校里教写作课的工作，并于1976年出版了第一本有影响力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
然而不幸的是，卡佛于六十年代末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随着他在写作方面向成功迈进，他的酗酒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后整日与酒杯为伴，无法写作。家庭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卡佛本人的健康也受到威胁，曾因酒精中毒多次住院。卡佛和妻子玛丽安之间的感情日趋破裂，二人数次分居。卡佛的人生轨迹走到了最低点。
1977年6月2日，卡佛终于停止了酗酒，开始了被他称作“第二次生命”的生活。他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助，找到了更稳定的工作，他与玛丽安正式分手，开始了和女诗人苔丝•加拉赫的共同生活。直到卡佛于1988年早逝，他的“第二次生命”应该说是安定和幸福的。
如果说大部分卡佛的小说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卡佛对他的“第一次生命”的描绘。卡佛笔下的人物大部分是那些蓝领阶层的“穷白人”——推销员、侍者、理发师、清洁工等等。对于这些人物，卡佛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了他们的烦恼、痛苦和不幸。
小说《维他命》（Vitamins）写了一对夫妇，丈夫在医院里做夜间的杂工，妻子靠上门推销维他命挣钱。维他命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夫妇两人的感情也出现危机。丈夫背着妻子与妻子的女同事约会，结果在一家酒吧里被一位黑人搞砸了气氛。和他约会的女孩决定到外地去找工作。丈夫一个人回到家，感觉生活越来越失去平衡。从这篇小说中读者可以读出蓝领阶层的绝望和空虚，这种感受和美国文学中经常表现的“美国梦”精神完全不同，它告诉我们：美丽的“美国梦”并不属于所有美国人。
小说《里程数是真的吗？》（Are these Actual Miles?）写一对夫妇面临破产，律师建议他们立刻卖掉汽车，不然就会被判归债主，而这件事必须在当天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妻子以前做过推销员，于是丈夫让妻子出门去卖车，自己在家一边独饮一边等待。他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开始有些着急。妻子终于打来电话，说在和一个车商吃饭，不便细聊，随即撂了电话。妻子一夜未归，丈夫更加着急。天亮时妻子带着卖车拿到的支票回了家。不久，一个车商来到家门口，归还了他妻子拉下的一个化妆盒。这篇小说用了大部分篇幅写丈夫在家里等待妻子的情形，卡佛使用精简的文字，通过白描式的语言和动作描写非常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当时那种焦虑、猜忌最后转化为愤怒的心情。
卡佛的小说中有一部分是描写家庭破裂的。《还有一件事》（One More Thing）和《严肃的谈话》（A Serious Talk）都属于这一类。这两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几乎是同一个人：酗酒、粗暴、举止有些疯狂。经过一场争吵甚至打闹，他们被愤怒的妻子赶出家门。但他们似乎无法搞清问题的根源和自己的处境。《严肃的谈话》中的男人只是预感到他和妻子“该严肃地谈一次话了”，《还有一件事》中的男人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家，他对等着他走出门去的妻子和女儿说“还有一件事要说”，但无论如何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想说什么。这两篇小说都非常短小，但场面和对话描写非常精彩，卡佛把一个可能很复杂的家庭悲剧浓缩到几页纸的长度，这让人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
也许和作者本身的酗酒经历有关，卡佛的小说中经常出现酗酒的场面和酒鬼的形象。上文提到的四篇小说中都有对饮酒的描写；《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着什么》写两对夫妇在其中一家的厨房里谈论各自的感情经历，在整个聊天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杯不离手，谈话进行到最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喝醉了；小说《我打电话的地方》直接写到了戒酒中心，故事里出现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在接受戒酒治疗的酒鬼。卡佛本人也最终接受了戒酒治疗，并依靠坚强的意志力摆脱了酒精的阴影，否则，我们今天可能无缘读到这么多精彩的短篇小说。
盘子
（注：以下这段文字和后文中的《玻璃天空》均为笔者虚构。）
“显然，我酗酒的经历对于我写那些关于酗酒的小说起到了帮助。可是，我经历了那段日子，然后写出了那些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我不觉得酗酒这段经历有什么意义，它只造成了浪费，带来了痛苦。”——雷蒙德•卡佛
玛丽安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餐馆里找了份侍者的工作。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她看见丈夫雷一个人瘫坐在沙发里，手里攥着一只伏特加酒的瓶子，显然又喝醉了。
玛丽安对雷说她受够了。她让他滚出去。
雷说：“你今天真漂亮，宝贝儿。离孩子们回家还早，来，我们……”
玛丽安脱掉外套，说：“闭嘴，你这个酒鬼。”
“我可是个作家。”雷说。
“老天，”玛丽安笑了起来，“请问你上一次坐下来写小说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你现在是个职业酒鬼。”
“你不懂的事儿就不要多管，”雷嘟囔了一句，然后举起酒瓶又喝了一口，像是在痛饮一瓶可口可乐。
玛丽安走进厨房。她看见灶台上扔着一包烟，台子边缘有一只白色的瓷盘子，里面堆了很多烟蒂。玛丽安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然后伸手去拿盘子旁边的火柴，她的手碰到盘子边缘，那只白色餐具滑落到地上，摔成很多碎片，四周撒满烟灰和烟蒂。
“操！”玛丽安站在厨房中央，一只手里夹着那支没有点燃的烟。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呜咽。
“出什么事了？”雷在客厅里问。玛丽安没有回答。
“到底他妈的出什么事了？”雷开始吼叫。
玛丽安停止了哭泣。她扔掉手里的烟，踩着地上的碎屑，走到灶台边，从架子上抽出一把切菜用的刀。她手里举着那把刀踩过地上的瓷片和烟蒂，走到厨房门口，对着雷喊道：“我受够了。你给我滚出去！”
雷在沙发上直起身体，然后放下酒瓶，站了起来。他对玛丽安说：“把它放下。”
玛丽安看见雷朝这边走了过来。在他离自己还有几步远的时候，她扔掉了手里的刀。
雷用手抓住玛丽安的两肩，把她推到墙角。玛丽安闭着眼睛，感觉自己的头一次又一次地撞在墙上。
第二天，雷向玛丽安道歉，说他爱她，离不开她。
玛丽安说：“雷，我也爱你。”
（注：这段虚构文字取材于卡佛第一任妻子玛丽安•伯克•卡佛（Maryann Burk Carver）所著回忆录《往昔追怀：我与雷蒙•卡佛的婚姻即景》（What It Used to Be Like: A Portrait of My Marriage to Raymond Carver）中的部分章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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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 @ 2008-12-06 23:27 (文坛张望) 最近在写一篇很长的关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文章，乱七八糟地看了不少东西，弄点儿文坛八卦类的玩意儿放在这儿凑一篇博客吧。
几年前我看过一部叫做《Wonder Boy》的电影，主演是迈克尔•道格拉斯，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美国当代作家的故事，拍得不错。想通过电影了解美国作家生活的朋友不妨看看这部片子。
这部电影是根据一本同名小说改变的，作者叫Michael Chabon，前一阵有一位朋友向我推荐过这位作家，说值得关注。我在一家英文书店里翻看过《Wonder Boy》的开头，感觉不错。
《Wonder Boy》的主人公，那个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老痞子作家，其实生活中有原型。此人叫Chuck Kinder，是Michael Chabon读本科时的老师。Chuck Kinder是什么人呢？他是雷蒙德•卡佛的朋友，当初一起混的。
Chuck Kinder也写了一本小说（据说花了二十多年，最初手稿有三千页厚），名叫《Honeymooners: A Cautionary Tale》，说的是70年代在旧金山湾区的两个作家哥们儿（Ralph Crawford和Jim Stark）混世界的故事，其中那个Ralph的原型就是雷蒙德•卡佛。
如果你是卡佛的粉丝，或者想看一看那时候作家们的生活是多么的乱，可以找这本《Honeymooners: A Cautionary Tale》来读读（声明一下：这本书我还没看过）。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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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目鱼 @ 2008-10-10 23:59 (文坛张望)  昨晚，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揭晓，获奖者是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我阅历太浅，没读过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也没听说过这位“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当今法国文学的核心之一”、“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的作家，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容易记住这个名字（中文、法文都不好记，呵呵）。
我发现不只我一个人不知道勒克莱齐奥是谁。
上网扫了一圈儿英文网站。美国那边儿，很多圈儿里人听到这条获奖消息，第一反应都是：“谁？再说一遍？”
美国作家没有获奖。Sorry，菲利浦•罗斯老师。自打1993年托尼•莫里森获奖后，美国人已远离诺贝尔文学奖16年。不久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恩达尔（Engdahl）老师放话埋汰美国作家，说：没戏你们这帮人！太封闭了你们！老不跟世界文学大家庭交流你们！除了可口可乐什么都不晓得！最牛逼的文学在欧洲。米国的同学们，别做梦了。
美国人确实不太重视翻译文学。Amazon上找不到几本勒克莱齐奥的书。
还不如我国呢。我们这里已经出版过以下这些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资料来自BTR同学的博客）：《诉讼笔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战争》（译林出版社，1994）、《少年心事》（漓江出版社，1992）、《沙漠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流浪的星星》（花城出版社，1998）、《金鱼》（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乌拉尼亚》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可以想像，这些在库房里沾满灰尘的中文翻译书们此刻正在摩拳擦掌地互相招呼着：书店入口处见！
今晚我去“光合作用书房”转了一圈儿，找到一本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店员还不知道昨天的新闻，我热情地建议他们把那本书陈列在更为显著的位置。然后，我以最快的速度“扫读”了70多页《乌拉尼亚》。“扫读”不是很好的读书方法，但是我想，如果一本书真正有意思，它会吸引扫读者或者放慢速度细读，或者继续一口气读完。我“扫读”了70多页，没兴趣了，把书放了回去。《乌拉尼亚》平淡无味（也可以说“看似”平淡无味，实则……），文笔、故事都不吸引人（我）。据说，勒克莱齐奥的早期作品也是颇有实验色彩的。这本《乌拉尼亚》应该是后期作品。但是，仅仅一本书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而且，“扫读”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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