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诺贝尔奖的季节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将在10月份公布。

国际赌博公司Ladbrokes每年都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赌博的内容之一，而且每次都提供一份有望得奖的作家名单和得奖的可能性。下面是该公司刚刚公布的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作家名单及赔率：

Amos Oz 4/1
Assia Djebar 5/1
Luis Goytisolo 6/1
Joyce Carol Oates 7/1
Philip Roth 7/1
Adonis 8/1
Antonio Tabucchi 9/1
Claudio Magris 9/1
Haruki Murakami 9/1
Thomas Pynchon 9/1
Thomas Transtromer 12/1
Arnošt Lustig 16/1
Atiq Rahimi 16/1
Don DeLillo 16/1
Ko Un 16/1
Les Murray 16/1
Mario Vargas Llosa 16/1
Yves Bonnefoy 16/1
Cees Nooteboom 20/1
Peter Handke 20/1
Alice Munro 25/1
Bob Dylan 25/1
Ngũgĩ wa Thiong'o 25/1
Juan Marse 25/1
Margaret Atwood 25/1
A.B Yehousha 40/1
A. S. Byatt 50/1
Bei Dao 50/1
Carlos Fuentes 50/1
Chinua Achebe 50/1
Gitta Sereny 50/1
Herta Müller 50/1
Mahasweta Devi 50/1
Michael Ondaatje 50/1
Milan Kundera 50/1
Vassilis Aleksakis 50/1
Adam Zagajewski 66/1
E.L Doctorow 66/1
Harry Mulisch 66/1
Peter Carey 66/1
Umberto Eco 66/1
Salman Rushdie 80/1
Beryl Bainbridge 100/1
Cormac McCarthy 100/1
David Malouf 100/1
Eeva Kilpi 100/1
Ernesto Cardenal 100/1
F. Sionil Jose 100/1
Ian McEwan 100/1
John Banville 100/1
Jonathan Little 100/1
Julian Barnes 100/1
Kjell Askildsen 100/1
Marge Piercy 100/1
Mary Gordon 100/1
Maya Angelou 100/1
Michel Tournier 100/1
Patrick Modiano 100/1
Paul Auster 100/1
Rosalind Belben 100/1
William H Gass 100/1

《上海文化》是今年年初改版的一本“立足当代的文学批评杂志”，主编吴亮，杂志社位于巨鹿路675号的上海作协大院儿。

两个多月以前的一个下午，我应邀去这家杂志的办公室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那次座谈会让我首次光明正大地走进上海作协极有味道的小洋楼（在此之前虽然我隔着一条巨鹿路在作协斜对面的小区里住过半年时间，但作协传达室严格的守门大叔一再粉碎了我混入那个院子的企图；今年年初去那里听了一个讲座，但也没得着机会上楼看看。）我个人感觉，对于一家文学类的杂志社，巨鹿路675号的小洋楼可能是最为理想的办公地点了。用一个从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里学来的词儿，在那里办杂志应该是可以称为“极有腔调”的。这座颇具年代感的西洋建筑曾经是很多以上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多少年前张曼玉老师就在那座楼前的小院子里扮演过阮玲玉）。

那天下午的所谓座谈会最后变成了一场以吴亮老师为主角的聊天儿活动。其间天降暴雨，雷声阵阵，雨水冲洗着与办公室相连的阳台上的植物，坐在堆放着书籍、杂志、电脑、香烟、茶水的略显阴暗但凉风习习的富有年代感的宽大的办公室里谈论文学八卦，那种感觉，老舒服咯（注：此处原为“真他妈舒服”，后为回避脏字改为“老舒服了”，却成小沈阳式东北话，最终改为“老舒服咯”，乃较为地道之上海话）。

但瞎聊并不是没有作用的。那天下午我答应帮他们弄弄网站。在他们注册了域名、找好了服务器以后，我帮他们调试了一个模板，用Wordpress博客软件搭建了一个杂志网站。今天，这个网站终于开通了。在此帮忙宣传一下。请移步：

http://www.xinpiping.com

接上文

　　冯内古特第一部受到广泛注意的小说是《猫的摇篮》。这本书出版于一九六三年，仍然是一部科幻小说。“猫的摇篮”其实指的是一种用线绳在手上变换出不同图形的儿童游戏（所以又有人把这本书的的书名译为《挑绷子》）。小说讲的是一位名叫乔纳的作家为写一部与广岛原子弹爆炸有关的书，结识了“原子弹之父”、科学家费利克斯·霍尼克博士，此人热衷科学研究，却对人类如何使用科技成果毫不关心。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他毫不在意，还和儿子玩儿“挑绷子”的游戏。这位科学家发明了“九号冰”——一种可以让水在室温结成固体的方式。“九号冰”具有连锁效应，可以将与之接触的水固化，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物质。霍尼克博士死前将“九号冰”分给了三个孩子，他们却把它用来换取各自所需。在一个名叫圣罗伦佐的海岛上，其中一个孩子担任专制政府的科学发展部部长。该岛被一位暴君统治，百姓信奉一种名为“博可诺”的宗教。主人公乔纳来到这个海岛上，却经历了由“九号冰”引起的世界性灾难。
　　《猫的摇篮》涉及科技、政治、宗教等题材，充满想象力，带有黑色幽默色彩。小说篇幅并不特别长，却分成一百二十七个章节，每章文字不多，结构松散，带有冯氏特有的东拉西扯的风格。这部小说终于获得了评论界的注意，《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书评，对小说进行了肯定。在读者当中，《猫的摇篮》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他开始拥有自己的“粉丝”。
　　若干年后，芝加哥大学把这部小说作为冯内古特的毕业论文，给他补发了二十五年前没有拿到的人类学硕士学位证书。
　　冯内古特于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小说《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则是一部题材更为接近现实的小说。主人公艾略特·罗斯瓦特是一位通过继承某基金会遗产致富的百万富翁，他梦想帮助世人，同时着迷于当一名消防队员。该基金会的一名年轻律师见财起意，想通过证明罗斯瓦斯精神不正常的方式从中获利。这部讽刺美国社会的长篇小说获得了评论界的更多重视，同样受到了好评。
　　然而，冯内古特真正的成功来自下一部长篇小说——《五号屠场》。正是这部以二战时期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为背景的小说让冯内古特费尽了脑筋。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冯内古特大胆地采用了标新立异的叙事方式，使得这部小说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获得了大批读者的喜爱和追捧。

　　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四十五岁的冯内古特在书房里枯坐，眉头紧锁。桌子上堆着数不尽的烟蒂和厚厚的一摞纸，上面是他酝酿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小说。屋子里的烟味儿令人窒息，纸上的文字让人沮丧。
　　对于这部难写的小说，其实很多问题他已想得十分明白。比如：毫无疑问，他不想美化战争，不想替德累斯顿的轰炸做任何辩解，不想塑造任何英雄形象；他不想把视野局限于这场轰炸本身，他想描述战争对亲历者一生的深远影响；他也想写一写六十年代的美国。
　　他发现自己被一些难题困住了。比如：和其他幸存者一样，他本人对那场灾难的记忆支离破碎，那么应该如何从中缕出头绪，整理出一个起承转合的、线性的、完整的故事？再比如，既然同时也要写战后的当代美国，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才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战争对战后生活的影响？还有，在风格上如何处理，才能避免让人感觉故作深沉，突出讽刺效果？
　　冯内古特没有告诉我们灵感是如何降临的。也许，当某支香烟被点燃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忽然闪过，如火星划破凝固的空气，他忽然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叙事方式，必须打破按时间顺序讲故事的模式。
　　是的，假如不按时间顺序叙事，就无需把破碎的记忆碎片拼凑完整，小说也就不会陷入对所描绘的事件进行“前因后果”式的诠释，时间跨度也可以被打破，不同年代的故事可以被放在一起……
　　打破时间的前后顺序？如何实现？
　　也许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灵感划破沉寂，让这位写惯了科幻小说的作家不禁露出喜悦的微笑。他忽然想到一个词：
　　时间旅行。

　　小说《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毕利·皮尔格林的二战美军战士，这个人物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英雄），他被德军俘虏，和一批美国战俘一起被运到德累斯顿。在那里，他经历了英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目睹了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夜间化为灰烬。战后，毕利结婚生子，成为一名配镜师。他在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途中遭遇飞机失事，此后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症状，宣称自己曾遭外星人劫持，被绑架到一个名叫“特拉法玛多”的星球，和一个好莱坞女星一起被关在那个星球的动物园里供外星人参观。同时，他具有一种“挣脱时间羁绊”的特异功能，曾多次脱开时间链的束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做“时间旅行”。
　　《五号屠场》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场景：二战中的欧洲、战后的美国、以及“特拉法玛多”星球。但小说叙事并没有按照事件的前后顺序依次讲述，而是跟随主人公毕利的“时间旅行”，在三个场景之间来回穿梭。例如，小说开头描写了一段二战中毕利和战友行军的过程，在一个树林里，毕利忽然开始时间旅行，回到童年，从那里他又来到战后的一九六五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然后又回到二战战场，被德军俘虏，被俘过程中他再次穿越时空，来到战后，被飞碟劫往外星……如此这般，整部小说在二战战场、战后的美国和外星之间来回穿梭，故事情节在时间坐标轴上前前后后来回跳跃，仿佛是对主人公一生中生活场景的看似无序的拼凑。
　　冯内古特在这部作品里还使用了“元叙事”的手段。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本人出现在读者面前，回忆了当初写这部小说时遇到的困难，东拉西扯地讲述了写作中遇到的很多事情，他甚至提前告诉读者这部小说将以哪一句话开始、哪一句话结束。在第二章，作者把主人公的一生简短地总结了一遍，几乎完全放弃了在情节上制造悬念（同时这个小结也可以让读者对故事梗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至于被后面跳来跳去的时空穿梭搞糊涂）。
　　在叙事语言方面，冯内古特大量使用平实的口语，语气如聊天一般，夹杂着戏谑和调侃，再加上书中出现的外星人、时间旅行等荒诞情节，使小说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色彩。
　　然而这里的幽默毕竟是黑色的。小说虽然形式怪诞，但读者能够感觉到文字背后的悲凉。战争不但夺去了大量宝贵的生命，也让活着的人丧失了信念，再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于是精神分裂、宿命论成为回避痛苦的途径。
　　《五号屠场》出版于一九六九年，当时正是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大受读者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冯内古特被邀请到各地发表演讲，到大学讲课，这本书带来的丰厚收入让他从此衣食无忧。评论界对这本书好评如潮。冯内古特从此不再是个“不入流”的科幻小说作者，他终于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

　　他自杀时六十二岁。
　　一九八四年，著名作家冯内古特在纽约家中吞下了大剂量的药物，试图自杀。后经抢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对于那次自杀的细节很难找到详细的资料。在介绍冯内古特生平的文章中偶尔会读到这一事件，然而这些文字对此大多一带而过。也许人们更乐于接受冯内古特诙谐风趣的一面，而不愿意去面对这位作家曾经长期被抑郁症所困扰这一事实。
　　是什么让这位作家走向抑郁的呢？
　　也许，他的抑郁与父母有关。少年时期父母对子女的疏离以及后来母亲的自杀无疑会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阴影。冯内古特曾坦言，从六岁起，他就开始经历定期的情绪爆发。
　　也许，他的抑郁与婚姻破裂有关。一九七一年，冯内古特和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妻子珍妮分居。他自己离开科德角，搬到了纽约市（一九七九年冯内古特与第二任妻子吉尔·克莱门茨结婚，定居纽约）。
　　也许，他的抑郁与儿子有关。一九七二年，冯内古特的儿子、二十三岁的马克·冯内古特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来他经医治康复，并写过一本相关的回忆录，现为一名医生）。
　　也许，他的抑郁与二战中的经历有关。在战争中冯内古特做过战俘，目睹过屠杀。
　　也许，他的抑郁与写作有关。《五号屠场》获得成功后，冯内古特忽然感觉该写的都已写完，接下来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去写了。后来他开始创作《冠军早餐》，但自己感觉并不满意，曾经中途停笔，去写过一阵舞台剧。《冠军早餐》最终于一九七三年出版，却遭到评论界尖锐的批评。一九七六年冯内古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打闹剧》，不料反应更糟。文学界似乎试图将这位理科毕业、写过通俗小说、如今十分畅销的作家拒之门外。冯内古特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们暗指我是个粗俗的作家，指责我虽然写作却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学经典，说我不是一个得体的人，因为我曾经很起劲儿地给流行杂志写过烂小说。”
　　也许，他的抑郁一直在伴随他，只是在那一天，某个细小的豁口偶然裂开，于是，长时间聚积的浊水猛然间汇成一股猛烈的洪流，决堤而出。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写作。冯内古特坚持写小说，写小说时他坚持自己的风格。他的小说谈论人类的痛苦、生活的荒谬，谈论不幸，谈论死亡。他笔下的句子简短直白，他的叙事方式天马行空，他的作品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但他的文字总是充满幽默感。
　　冯内古特是这样谈论幽默的：

　　幽默差不多是对恐惧的生理反应。弗洛伊德说，幽默是对挫折的反应——几种反应之一。
　　大量的笑是由恐惧引起的。多年前，我在做一个滑稽电视系列节目……每一集都要提到死亡，这一要素会让观众笑得要死，而他们又发现不了我们是怎么逗人捧腹大笑的。
　　真的，有一种东西叫没有笑声的玩笑，弗洛伊德把它称作绞刑架上的幽默。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它是那样的无助，以致任何安慰都没有用。

　　也许只有精通痛苦的人才能精通幽默。冯内古特应该属于这种人。
　　对于一个精通幽默的人，也许痛苦会来得稍稍可以忍受一些。

　　一九七九年，冯内古特凭借长篇小说《囚鸟》使自己在文学界的声誉得以重振。这部小说更具现实主义色彩，通过主人公斯代布克的自述，揭示了美国社会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社会混乱。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一生中多次入狱的经历，并穿插了大萧条、二战、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越战、水门事件等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这部作品仍然是一部充满讽刺和笑料的黑色幽默小说。这本书让人们发现：冯内古特对于当代美国社会还有很多话可说。
　　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蓝胡子》则显示了冯内古特在写作上的新突破。该书以一位七十多岁的独眼画家的自传形式出现。这位画家与童话《蓝胡子》的主人公一样，也有一个不愿说出的秘密。当一位女性闯入他的生活，他不得不开始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
　　在这篇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里，冯内古特放弃了常用的科幻小说的模式，着重描写艺术对人的影响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冯内古特并不是一位以描写女性见长的作家，但在这部小说里却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这本书仍然带有幽默色彩，但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很多关于艺术的思考和见解。
　　冯内古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出版于一九九七年的《时震》。该书又是一部科幻小说，虚构人物、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再次登场。所谓“时震”，指的是一种“时间震荡”——在二○○一年的某一时刻，时间忽然返回一九九一年，于是所有人不得不毫不走样地重复过去十年内已经经历过一遍的生活。这部小说探讨的是自由意志，但同时又像一部冯内古特本人的自传，因为他把很多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写进了书中。

　　二○○○年一月的一个夜晚，一股浓烟从位于纽约市第四十八街的一座住宅楼的二楼窗口冒出，透过窗帘可以看到房间里闪烁着火光。当消防车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失火的房间已经被火焰吞噬掉一大半的家具和陈设。室内弥漫着浓烟，房间里躺着一个已经昏倒的男人。
　　那个男人是七十七岁的作家冯内古特。
　　十五年以前，他曾经在这里服药自杀，经过即时抢救，才被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
　　五十多年以前，他曾经目睹了自己母亲的自杀。母亲得了忧郁症。母亲没有活过来。
　　他本人也曾被忧郁症困扰。他曾长时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并定期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人们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在他的小说里，经常可以读到关于精神崩溃、关于抑郁、关于自杀的描写。
　　但是人们喜欢把他的小说称为黑色幽默小说。
　　因为他在小说里既讲不幸，也讲笑话。
　　他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昏迷不醒。
　　但他再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事后，当他回忆起那次事件，他会开玩笑说：如果那次真的死了，应该算是死得像模像样！
　　那天晚上，他躺在家里二楼的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电视里的橄榄球赛。那应该是一场很不精彩的比赛，因为他中途睡着了，手里还夹着香烟。仍在燃烧的香烟引起了那场大火。烟草公司的警告其实是有道理的：吸烟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
　　和十五年前一样，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几天，又醒了过来。
　　在昏迷中他很可能再次和死神进行了对话。这次，他说的应该是：嘿嘿，我真的不想走。

（完）

（载2009年7月号《人民文学》）

相关链接：冯内古特的时间旅行（上）

（载2009年7月号《人民文学》）

　　一九六七年，有一个写小说的人被自己正在写的一本书搞得焦头烂额。此人四十五岁，是个美国人，名叫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他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后来又出过几本长篇科幻小说，没什么大名气。
　　可是那一年他的运气不错。他获得了一笔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奖金，用来资助他写一本关于二战期间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长篇小说。德累斯顿曾经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但在一九四五年被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夷为平地，有十三万五千当地居民丧生。当时冯内古特作为一名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兵亲历了那次事件，他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部小说。如今，这笔资助终于可以让他实现这个计划，他甚至可以用这笔钱重返德国去搜集素材。
　　可是他却被这本书难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对于那场灾难，冯内古特本人的记忆中仅仅残留着一些零星的片段，他去访问当地居民和当年的战友，受访者也都回忆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发现自己很难套用传统小说的结构来写这本书，他更不想美化战争、美化屠杀。
　　他的写作陷入了困境。“我试着写，但路子不对，写出来的全是垃圾。”多年以后，他回忆说。

　　

　　多年以后，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纽约去世。几天前，这位写过《五号屠场》、《猫的摇篮》、《冠军早餐》等以黑色幽默著称的作家，在家中不慎跌倒，造成脑部损伤，最终医治无效，享年八十四岁。
　　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出现在各大报刊。《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
　　“冯内古特的长篇小说已成为美国反文化思潮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也让他成为一位文学偶像，尤其是对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少年学生，在那个时代，大学生宿舍里和年轻人牛仔裤的后兜中随处可见被翻烂的冯内古特的书。像马克·吐温一样，冯内古特使用幽默这一手段来探讨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冯内古特写作的主题并非都是形而上学的。比如他也会写平庸的消费文化，或者环境的破坏，其中混合着科学虚构、哲学与很多笑话。”

　　

　　
　　住在纽约一大道和二大道之间四十八街附近的居民能够回忆起当年经常出现在这个街区的一个老头：他有一头乱蓬蓬的银灰色的卷发，留着马克·吐温式的灰白色胡子。他悠闲地坐在街边的一张木椅上，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身旁蹲着一只小小的白毛狗。
　　他就住在附近。他是个作家。虽然他写过科幻小说，但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高科技化。今天早晨他刚写了篇二十页的稿子，他打电话给住在一百英里以外的卡罗小姐，问她愿不愿意帮他把这篇文章用打字机打出来。一如往常，卡罗高兴地答应了。于是他出门来买信封，顺便遛狗。他在家门口的杂货店和印度店主笑着聊了几句，买了一个信封，然后牵着小狗走到街角的邮局，把装了稿子的信封交给柜台后的女士（他一直认为她是个出众的美女）。走出邮局，他感觉心情不错。天气晴好，阳光洒在曼哈顿的楼群之间。他牵着小狗走到四十七街，在街边供路人休息的木椅上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眯起眼睛看对面阳光中的马路。
　　行人从他身边经过时偶尔会相互嘀咕一句：“这人不会就是……冯内古特吧？！”他们会偷偷多看一眼，于是他们发现老头手里的香烟顶着一截长长的、摇摇欲坠的烟灰，再仔细看，可以发现老头的衬衣和裤子上点缀着一个个被烧焦的小洞。
　　冯内古特从十几岁就开始抽不带过滤嘴的“长红”牌香烟，烟瘾极大。他在八十一岁时扬言要把布朗和威廉森烟草公司告上法庭，因为他们在烟盒上宣称香烟可以致命，但他本人却一直活着。
　　冯内古特说过：世界末日的到来不可能那么快，吸烟是一种相当有保证、相当体面的自杀方式。

　

　　母亲自杀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母亲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富人之家，和父亲一样，也是德国移民的后代。父亲老库尔特·冯内古特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本州很多著名建筑物都出自父亲之手。这对夫妇热爱德国文学和德国音乐，一战之前，这个富足的家庭保留着德国传统。但一战的爆发使他们切断了和德国的联系。一九二二年当他们的儿子小库尔特·冯内古特降生以后，这对夫妇没有教他德语，也没有把他们喜爱的德国文化介绍给他。
　　小库尔特·冯内古特从中学开始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为校刊撰稿，学会了如何为读者而不是为老师写作。一九四○年他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主修生物化学，同时花大量时间为校刊撰稿。一九四三年，当他因课业成绩不佳面临被学校请退的可能性时，这个年轻人主动离开学校，应征入伍。
　　这个时候，他的家庭已经逐渐败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使他的父亲失去了工作机会，这个曾一度富有而风光的男人变得消沉、自闭，他整日无所事事，回避家人和孩子。疏离的父子关系也许能够解释后来成为作家的儿子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描绘——在他的小说里，大部分父亲都显得孤僻冷漠，对孩子毫不关心。在他长篇小说处女作《自动钢琴》中，读者可以读到因缺乏有意义的工作而导致的人性丧失。
　　库尔特的母亲则由忧郁走向了精神崩溃。和丈夫一样，她自闭独处，远离子女的生活。不同的是，她并没有完全丧失希望。她一直梦想两件事：一、成为一位小说作家，二、搬到科德角去居住。曾有一段时期，她试着为流行杂志撰写短篇小说，但她的作品全部遭到杂志社的回绝，这使她变得越来越尖刻，越来越神经质，她时常当着子女的面恶毒地咒骂她的丈夫。他的孩子们相信，母亲精神失常了。
　　终于有一天，这位对生活丧失希望的母亲在家中吞食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那一天是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母亲节。
　　那一天小库尔特·冯内古特正好待在家中。第二天，他就要随部队离开美国，开赴二战战场。
　　

　
　　在小说《冠军早餐》的第十七章，冯内古特在叙述本尼的母亲发疯后自杀的情节时，提到了自己的母亲。
　　冯内古特喜欢在小说里东拉西扯，而且常常以本人的面目出现在虚构的故事中，他喜欢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塞进小说里去。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的叙事语气并没有偏离贯穿全书的风格，仍然是略带戏谑和调侃的东拉西扯：

　　你听着：本尼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她们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两个人都会激动地谈论什么爱情，和平，战争，邪恶和绝望，过去的好日子，过去的坏日子。两个母亲都自杀了。本尼的母亲吞服德拉诺，我母亲吞安眠药，这不是那么糟糕。

　　这不是那么糟糕？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作者担心读者读至此处会黯然伤心，于是他站出来，奉劝读者无需为此伤神，请继续保持阅读这本幽默小说的好心情。

　　

　　当人们谈论冯内古特的小说，会经常使用如下这些标签：黑色幽默、科幻小说、讽刺文学、后现代小说。
　　《冠军早餐》出版于一九七三年，故事发生在“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星球上”，主人公是“两个孤苦伶仃、瘦骨嶙峋的年纪相当老的白人”。其中一位，德维恩·胡佛，是一个相貌平常但内心发疯的汽车销售商，他迷恋上了另一位主人公，落魄的科幻小说作家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品，并把他书中所写的一切信以为真。基尔戈·特劳特是在冯内古特不同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这位不得志的科幻小说家外表怪诞疯狂，但实际上内心非常清醒。小说从特劳特接受邀请参加胡佛所在小城的艺术节开始，一直写到两位主人公的最终会面，中间穿插了很多对美国社会的揶揄讽刺，并配有多幅作者亲手绘制的漫画插图，充满笑料。
　　冯内古特不但担当了这部小说的叙事者，还安排自己和虚构的人物一起出场。书中有一段作者和自己的对话：

　　“你在写的这本书太糟了。”我对自己说。
　　“我知道。”我说。
　　“你是害怕你也会像你母亲那样自杀。”我说。
　　“我知道。”我说。

　　《冠军早餐》的结尾是冯内古特本人和基尔戈·特劳特的对话。这位虚构的科幻小说作家“用我父亲的声音”对作者高喊：“让我年轻！让我年轻！让我年轻！”
　　基尔戈·特劳特大概是冯内古特本人最喜爱的笔下人物之一。这个角色出现在《冠军早餐》、《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五号屠场》、《囚鸟》、《时震》等多部小说中。据说特劳特的原型是美国科幻小说家西奥多·斯特金，但从这个虚构的科幻小说作家身上也能看到冯内古特本人的影子。

　　冯内古特至少在两方面和基尔戈·特劳特处境相似：一、他写科幻小说。二、早期他曾经一度不得志，作品无人问津。
　　一九四七年，冯内古特在经济上困窘不堪。此时他已从二战战场归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了两年硕士学位，但毕业论文却没有通过答辩，离开学校时，仍然是一个仅有高中文凭的人。此时他已结婚生子，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需要养活。
　　经哥哥介绍，冯内古特在通用电气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是理科出身，他被安排为公司实验室撰写研究报告。虽然他喜欢与科学家为伍，但深感这份工作并不合自己胃口，于是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挣了七百五十美元稿费，相当于他当时六个星期的工资，紧接着第二个短篇又拿了九百五十美元，于是冯内古特决定辞去工作，全职写小说。（在当时，在那个电视、互联网还没有把读者夺走的年代，仅靠写短篇小说是可以养活一个作家的。这在如今几乎不可能。）
　　辞职后，他把家搬到了位于科德角的一个风光如画的小城，开始了职业小说家生涯。
　　现在，冯内古特住在科德角，写短篇小说——这正是他母亲在自杀前一直梦想但并没有实现的两件事。

　　

　　 一九五二年，冯内古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自动钢琴》。这部作品属于“软科幻小说”，其核心主题并非技术，而是社会和人。这部小说具有反乌托邦的色彩，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需动脑不需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但他们最终意识到：人类最需要是希望和目标。冯内古特写《自动钢琴》受到了在通用电气的工作经历的启发。小说出版后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重视。
　　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泰坦星上的海妖》和第三部长篇《夜母》也基本上无人重视。回忆起当时的处境，冯内古特说：“那时候我的小说甚至连评论的人都没有。当时《绅士》杂志上登过一个美国文学界名录，稍微有一点儿价值的当代作家都会保证被包括在内。那里面没我的名字，这让我感觉低人一等。”
　　冯内古特笔下的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也许是作者早期不得志的写照。特劳特的生活孤单落魄，他总是有很多奇怪的点子，写了不少内容怪异的科幻小说，但从没有得到过评论界的认可，从未畅销，他的小说一度只能在出售色情读物的书店里见到——店主把它放在橱窗里，当作遮掩门面的幌子。

　　

　　在那个时期，冯内古特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九五七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不久，冯内古特四十一岁的姐姐爱丽丝——一位他挚爱的亲人——死于癌症。
　　爱丽丝去世的前一天，她的丈夫詹姆斯在去医院看望她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这对不幸的夫妇死后留下四个无人照顾的男孩，冯内古特夫妇领养了其中三个。加上自己的三个孩子，现在家中有六个小孩需要他们养活。
　　这期间，为了养家糊口，冯内古特做过教师、广告商，还开过出售绅宝牌汽车的车行。
　　在小说《时震》中，冯内古特写道：有记者问我的儿子马克：从小生长在一个有一位名人父亲的家庭中是一种什么感觉？马克回答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是个卖车的，他连一份在科德角专科学校教书的工作都找不到。”

（未完，继续阅读）

（载2009年7月号《人民文学》）

（刊于09年4月24日《文汇报》）

1976年2月的一天，在墨西哥城的一家电影院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arquez）在一群前来参加研讨会的文化名流中发现了多年未曾见面的好友、同属“拉美文学爆炸”领军人物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马尔克斯高兴地叫了声“马里奥！”，伸出双臂向老友奔去。面对迎面而来的马尔克斯，略萨矫健地抡起胳膊，让一记重拳正中对方的面门，马尔克斯应声倒地，鲜血从鼻孔中奔涌而出。

略萨的这一拳结束了两位著名作家间的友谊，从此两人反目，30多年形同陌路。据说，两人翻脸与女人有关：当年略萨和老婆闹离婚（后来二人重归于好），他老婆曾向马尔克斯寻求安慰，而马尔克斯给她带来的安慰据说超出了略萨可以接受的范围。

文坛是非多——这或许是很多人对这个圈子的共识。当两位作家结了梁子，其表达方式可能是口诛笔伐，也可能是直接动用武力。美国学者安东尼•亚瑟（Anthony Arthur）就写了这么一本书，专门论述欧美作家之间的是非，书名叫《反目:百年著名文学论战——从马克吐温到沃尔夫》（Literary Feuds: A Century of Celebrated Quarrels——FromMark Twain toTom Wolfe，陈重仁译，（台湾）时报出版，2008）。该书八章，分别讲述了八段著名的文坛恩怨，当事人有海明威、纳博科夫、卡波特、厄普代克这样的文学大腕。

辛克莱•刘易斯 VS 西奥多•德莱塞

虽说马尔克斯和略萨的反目成仇并没被收录其中，但该书记叙的某些场面，其火爆程度上绝不逊色。《反目》第三章写的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和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之间的纠葛。刘易斯著有《巴比特》等小说，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德莱塞则以《嘉莉妹妹》等作品闻名，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但最终不敌刘易斯，与诺奖擦肩而过。

这两位作家相识于1907年，都做过杂志编辑，刘易斯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说中还对德莱塞大加称赞。然而，两人最终翻脸，起因是德莱塞有抄袭刘易斯妻子的作品之嫌。1927年，德莱塞与刘易斯的女友汤普森恰好都在俄罗斯采访，二人有许多共处的时光，“德莱塞对每个他碰到的女人几乎都设法引诱，所以他色诱刘易斯未来的太太，似乎也不是刻意的恶行”。事后德莱塞和汤普森各写了一本俄国纪行，德莱塞的书中有部分段落明显抄袭了汤普森的文字。刘易斯和德莱塞最终撕破脸皮是在他获诺奖后的一次晚宴上。当时，刘易斯上台讲演，面对包括德莱塞在内的文化名流，宣称自己不屑于在一个剽窃过他老婆3000字的人面前发表演说。晚宴即将结束时，德莱塞把刘易斯叫到一旁的会客室，要求刘易斯收回刚才的话，要不就再讲一遍。谁知刘易斯又说了一遍，德莱塞赏了他一巴掌，问他还要不要再说一遍，刘易斯态度坚决，又重复了一遍，德莱塞就又给了刘易斯一记耳光。当拉架的人群赶到时，刘易斯已经瘫倒在旁，却还在对德莱塞破口大骂：“你不但是个骗子，还是个小偷！”

约翰•厄普代克 VS 汤姆•沃尔夫

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崇尚暴力。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也是一对文坛冤家，但二人并没有动过武，他们甚至未曾谋面。厄普代克是美国小说家，以“兔子四部曲”等小说闻名于世；沃尔夫是美国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的鼻祖，代表作包括《炽烈的虚荣》等。

早在1964年，厄普代克凭小说《马人》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后，沃尔夫曾撰文讽刺厄普代克领奖时的邋遢模样：“他拖着一双穿了十九个月的平底鞋……浓密厚重的头发简直是中古世纪的发型……他满脸通红，就像是宣统•廉姆斯公司的油漆颜色一样。”隔年他又嘲讽厄普代克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小说“充斥着列宁所说的‘中产阶级的感伤’”，暗示这位作家并非文学巨人，只不过是个逐渐成形的小侏儒。1998年，沃尔夫出版了小说《完美的人》，该书十分畅销，但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其中就包括厄普代克，如下评价足以让沃尔夫气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快日薄西山”、“这本书充其量只能拿来娱乐，算不上是文学作品，就算是拿最宽松的文学定义来衡量，也算不上。”当时批评这本书的还有作家约翰•欧文和诺曼•梅勒。对来自这三位年纪都不小的作家的批评，沃尔夫的回应是：“为什么这些‘名气响亮的老小说家’还要‘给特定的新小说下诅咒’呢？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老了，累了，他们担心文学地位即将被人取代。”

厄纳斯特•海明威 VS 格特鲁德•斯坦因

文学地位的改变往往改变作家之间的关系。《反目》第二章写的是厄纳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之间的友谊和交恶。斯坦因比海明威年长20多岁，是一位侨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及女性主义者，在当地前卫文艺圈中处于领袖地位，她在家中组织派对，进进出出的都是著名文化人。海明威当时还未出名，“像只受困的海豹，脸上还有柔顺的表情”，经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小城畸人》作者）的介绍，海明威成了斯坦因的座上客，他们一度交往甚密，在这期间，斯坦因给海明威等作家起了“迷惘的一代”这个著名的绰号。

几年后，海明威的名气越来越大，在一本名叫《春潮》的小说里，他不但讽刺了安德森，还讽刺了斯坦因。斯坦因当时没有立刻和海明威翻脸，但在几年后出版的《艾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一书中对海明威进行了回敬，她指责海明威“受到斯坦因和安德森的塑造成名后，竟然断然否定安德森以及他所有的作品”、“是个冒牌货，假装自己是个现代派，本质上其实是个老牌的传统分子”，斯坦因甚至嘲讽了海明威“运动家”的形象：“海明威很脆弱，他每次只要做点运动，身体就有地方要受伤”。对此，海明威“强忍出拳殴打斯坦因的冲动，回骂斯坦因只不过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女同性恋，还说她的更年期让她变得‘呆头呆脑’”。虽然这些评语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但后来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正式回敬了斯坦因。这本记录巴黎生活的回忆录中有三章是专门写斯坦因的，文中暗示“斯坦因非但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他的，她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化与懒惰的人，根本也无法从海明威身上真正看到他那个时代的真实本质，以及他们对战争的反应”，而在题为《一个相当奇妙的结局》的一章中，海明威回忆了他登门拜访时无意中听到的斯坦因和她女伴之间的私房话，暗示斯坦因有失尊严，于是海明威旋即离去，这段友情也从此告终。

纳博科夫 VS 威尔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之间的关系也是由最初的互相欣赏转变为最终的相互指责。二人之中，前者是俄裔美国作家，著有《洛丽塔》、《微暗的火》等小说，后者是美国著名评论家。

纳博科夫于1940年从欧洲来到美国后，结识了不少文化人，其中最好的朋友就是威尔逊。威尔逊乐于扶持知名度还不算高的作家，曾经帮助过海明威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起初纳博科夫和威尔逊的关系相当密切，写信时用昵称互相称呼，“两人都觉察到彼此卓越的天分，也乐于接受对方的赞扬”。威尔逊希望和纳博科夫一起分享他对一些作家的喜爱，但纳博科夫一向自视甚高，而且“像海明威一样，把别的作家都当成竞争对手”，他瞧不上眼的作家包括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安德烈•马尔罗、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托马斯•曼等等。文学见解上的分歧也许是造成二人之间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洛丽塔》一书则成了一个引爆点。该书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之间的畸恋故事。对于这本纳博科夫流传最广的作品，威尔逊的评却是“龌龊”。此外，二人对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也有分歧：纳博科夫认为此书是“可悲之物，不但笔法笨拙，剧情也很通俗”，而威尔逊却在《纽约客》上夸赞这部作品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于是，纳博科夫和威尔逊渐行渐远。此后，纳博科夫翻译了俄国作家普希金的著作《尤金•奥涅金》，并在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释，威尔逊却不喜欢这部译作，撰文称纳博科夫的翻译是“令人失望之作”，而且语气颇为尖锐：“大家都知道纳博科夫怪癖倔强的怪脾气，他喜欢戏弄读者，故意惊吓读者或者让读者觉得苦恼。”纳博科夫非常生气，他展开反击，称威尔逊不具备评论俄文的资格。后来他又在其它场合说，其实让他感到失望的真正原因，是“一位亲爱的朋友”竟然“变成了一个爱妒忌的家伙”。威尔逊对纳博科夫的态度转变是否真正出于妒忌还有待研究，但这位评论家说过的一段话倒是颇有意味：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让书评作家由衷产生一种创作感，那就是鼓励新作家，并且让书评家们认识这些仍然默默无名的新作家。要是书评家面对的是已为人所知的作家，他们必会油然产生一种权力感，想要打压作家，建立权威……我们目睹了许多作家在他们还无人闻问的时候受到评论家的大力推崇，但后来就被贬抑轻蔑了。

维达尔 VS 卡波特

作家之间的反目也可以带有喜剧色彩。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和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外表好看、才华横溢、充满抱负、善于社交和自我宣传，他们同样厌恶法国理论家，不喜欢约翰•巴斯，不喜欢“垮掉的一代”，他们两人年纪相仿，都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作家。卡波特因《蒂凡尼的早餐》、《冷血》等作品闻名，维达尔则写过《华盛顿特区》等小说和剧本，并积极参与政治。

虽然二人有颇多相似之处，但这两位作家从头到尾都是冤家对头，初次在派对上见面就开始互相揶揄。他们都和肯尼迪家族有些交往，这个共同点反倒加剧了他们的矛盾。卡波特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爆料，说维达尔有一次去白宫做客，因为醉酒后胡说八道，被人从白宫扔出门外。维达尔一怒之下将卡波特告上法庭。在法庭上，维达尔还不忘发挥幽默，讽刺卡波特身材矮小。当被问及与卡波特上一次在一场舞会上见面的情景时，维达尔和法官的对答颇为滑稽：

问：当时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答：我坐在了卡波特的身上。
问：什么意思？
答：我那天没戴眼镜，结果我就坐在他身上了，我以为他是张小矮凳，结果没想到是卡波特。
问：你坐在卡波特身上的时候，他坐在哪里？
答：他坐在一张更小的矮凳上。

海尔曼 VS 麦卡锡

因为“名誉受损”而法庭相见的作家并不仅限于卡波特和维达尔。女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也曾将女作家、评论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告上法庭。事件的起因是麦卡锡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批评海尔曼的作品不诚实。这场官司因为原告去世最终不了了之，但麦卡锡在电视节目中对海尔曼的讽刺却让人印象深刻：

主持人：海尔曼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吗？
麦卡锡：她写的每件事都不诚实。我就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讲过，她写的每个字都在说谎，包括“and”和“the”，都在说谎。

作家之间的反目故事当然不止这些。《反目》一书还详述了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C.P.斯诺（C.P. Snow）与F.R.利维斯（F.R. Leavis)之间的矛盾。此外，在未被本书提及的作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马尔克斯和略萨，像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与约翰•勒•卡雷（JohnLe Carré）、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与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之间的交恶也是广为人知。

在《反目》的前言中，作者亚瑟问道：好作家会不会是坏人？其实有一些评论家坚决地认为很多作家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但人们为什么乐于窥探作家的缺陷呢？对此亚瑟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栩栩如生地描绘人性缺憾（以及生命的喜悦），但是他们本身并不完美。从负面角度来说，我们的兴趣只不过是一种‘幸灾乐祸’，一种以别人的不幸为乐的卑鄙感受。从正面角度来看，这是对于作家在艺术中克服自身限制的一种欣赏。”

《反目》一书的主题很容易让读者把此书误解为一本收集文坛八卦的娱乐性读物。事实上，虽然这本书确实充满八卦，但是假如读者对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没有足够的了解和兴趣，只为寻觅花边新闻而来，那么他肯定会被这本书中大段“不相关的文字”搞没了兴趣——除了八卦，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作家，并对他们的作品和文学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反目》可以被看做一本打着八卦的幌子介绍作家及其作品的著作。读罢此书，读者可能会感觉：那些塑造过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的作家，他们本人也是有血有肉的。

Update(09-04-25)

感谢网友留言提醒，《反目》一书在大陆已经出过简体字译本，书名叫《明争暗斗：百年文坛的八对冤家》（ISBN：9787806619926，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