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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代笔》书评:文字背后的幽灵

(刊于2010年4月4日《上海书评》)

在英语里,Ghostwriter一词由“幽灵”(Ghost)和“作家”(Writer)二词拼合而成,指的是那些替别人捉刀代笔的作家(即所谓“枪手”)。《幽灵代笔》(Ghostwritten)是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写的一部小说,书名如果直译,应为“代笔之作”。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书中不但出现了代笔作家,而且真的出现了幽灵。

此书为大卫·米切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时作者三十岁。一般来说,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风格大多为现实主义,故事大多聚焦于个人感情或家庭问题。米切尔却没有将视线局限于个人经验,相反,他把镜头极度拉远,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高空,于是,几乎整个地球都被收入视野之中。《幽灵代笔》由十个章节组成,讲了九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最后一章重返第一个故事),分别发生在:冲绳、东京、香港、四川、蒙古、彼得堡、伦敦、爱尔兰的克里尔岛和美国纽约。每个故事有不同的主人公,这些人物(严格说来他们当中有些并不是“人”)彼此大多并不相识或仅仅曾经擦肩而过,但读罢此书,读者会发现他们的命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小说第一章的故事发生在冲绳,主人公是某个日本邪教的忠实成员,此人刚刚完成在东京地铁站释放毒气的任务,受命来到偏远的冲绳岛躲避风声。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取材于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米切尔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让读者能够直接阅读这个被邪教洗脑的恐怖分子的思维活动:他仇视人类,称大众为“不洁者”,他深信领袖“慧眼大人”法力通天,甚至可以化身为一只蜘蛛来向他发布命令。但电视里不断传来他的组织被警方围剿的消息,于是他陷入了信念危机,同时感到自身的安全正在受到威胁……

小说第二章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日本,地点变成东京,主人公是一位身世复杂的日本少年,他在一家爵士乐唱片店打工,同时是一位业余萨克斯乐手。小说这一章是全书气氛最为愉悦的一段,甚至算得上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和前一章并没有太多联系,但故事的转折点由一个偶然事件引起,而这个偶然事件和第一章中的人物有关。

阅读《幽灵代笔》的前两章,读者可能会想起另一位作家——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是大卫·米切尔喜欢的作家之一,这两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在文字感觉上颇有些村上的味道。尤其是在第二章,三十多页的文字中出现了近三十位美国爵士乐手的名字,这种在小说里大量提及西方音乐的做法正是村上春树的招牌特色之一。而米切尔似乎无意回避自己在模仿村上这一事实,他甚至在小说这一章直接提到了这位日本作家的名字——一位身为出版人的顾客告诉主人公:“村上最新翻译的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集,我们刚刚买下版权。”

小说进入第三章后,就再也见不到村上春树的影子了。这一章的故事发生在香港,主人公是一位就职于某金融机构的年轻英籍金融律师,此人暗中协助某跨国公司从事非法转移资金的活动,但他似乎很背运:他的行动受到了监察机构的注意,他和妻子一直生不出孩子,而家里又出现了闹鬼的征兆——这一切是不是和他的公寓风水不好有关?小说从这一章开始出现了幽灵。作者在此章使用了一些意识流的手法,整个故事发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但叙事在当下和回忆之间来回跳跃,有时候需要读者自己理清时间顺序。当初读《幽灵代笔》的英文版时,第三章是我在文字风格上最喜欢的一章,米切尔的文字很“炫”,很“酷”,有一种跳动感和紧张感。这种文字风格上的特色在中译本中并没有(也许可以说,很难)完全呈现。

小说的第四章是一个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在“圣山”(即峨眉山)脚下,住着一位常年在路边摆茶摊养活自己的老妇,故事从老人的少年时代讲起。军阀时期,她遭到当地将军之子的侮辱。中日战争爆发,她的茶舍被日本兵捣毁。抗战胜利,国民党来了,但“比日本人还凶”。共产党来了,他们“很有礼貌,也很温和”,“全民都在公社食堂吃饭。吃东西不要钱”!不久村里搞起炼钢的砖窑,“炼出来的铁没得用”,山沟里遭了饥荒。红卫兵出现了,他们再次捣毁了茶舍。“四人帮”被粉碎了,当地官员宣称“旅游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并向老人强行征税;记者来采访,要报道她“七十年的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可以肯定,大卫·米切尔对中国近代史做过一番功课(很有可能还读过余华的《活着》)。

小说这一章文字风格回归淳朴,通过一位四川老妇的坎坷经历书写中国历史,虽然难以做到处处精准无误,但在整体把握上还是令人信服的(笔者当初阅读英文版时还曾被这一章打动)。问题是,这种英国作家写的中国故事如果通过英文来读,能达到某种“陌生化”的效果,反倒别有一番情趣,可是当这些文字被翻译成中文,就难免会在某些地方略显别扭。比如,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四川老太太大概不会说出这样的句子:“我带着最深的悲哀醒来。”有趣的是,本书的译者在此章作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引入四川方言,于是我们会读到类似这样的句子:“我啷个晓得哎?他亲口给我说的。” “这些人从啥子地方来的呦?”可以看出,译者试图通过使用方言的方式增加文字的“中国味儿”,事实上这种译法也确实起到了增色作用。

小说进入第五章,读者又被带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国度——蒙古。这是一段似乎永不停歇的旅行——草原、蒙古包、破败的城镇、荒凉的公路、马、云朵、无名的山岭、帐篷里冒起的炊烟、不断拓宽的地平线。是谁在带着我们旅行?它并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没有形状、没有性别、寄生于人类“宿主”的幽灵,它甚至没有名字——直到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作家宿主(博尔赫斯?)把它命名为“无形”(它还和这位作家“合写”过几篇小说——不折不扣的“幽灵代笔”)。在小说的这一章,我们这位幽灵主人公为了搞清自己的身世,游荡于蒙古草原,从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于是读者也随着它走进众多人物的头脑中,读取他们的思想……

这种有幽灵出场的情节可能会让某些读者(比如玄幻、灵异文学的爱好者)感到兴奋,但也可能让另外一部分读者(比如强调“严肃文学”纯洁性的读者)感觉不适。于是引出一个问题:所谓“通俗小说”和所谓“文学小说”的界限在哪里?也许可以举例说明:假如一位作家写一篇“一个人变成一只甲虫”的小说,如果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制造奇异的情节、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且他没什么文采,那么十有八九他的作品会被看作“通俗小说”;相反,假如“变形”只是一种情节上的手段,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表现人的异化和精神痛苦,而且他写得淋漓尽致,那么他的小说就可能会和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被看作“纯文学作品”。在《幽灵代笔》中,“无形”这个角色给作者提供了一种叙事上的便利——他可以随着这个幽灵更换“宿主”的过程不断变换被描写的人物对象,完成一种“群像”式的人物刻画,同时,幽灵试图搞清自己身世的欲望为小说增加了一种侦探小说式的悬念,而当谜底最终揭穿,读者会发现,作者真正想要写的,也许是蒙古的历史。

小说在下一章将故事的发生地点继续北移,读者来到“寒冷、多雨”的俄罗斯城市彼得堡,邂逅一位博物馆里的女主持。聆听这位女士夹杂着自恋和自得的喃喃絮语,我们不久便可以推断出:这位善于利用自己的姿色攀登社会阶梯的女主人公眼下正在参与一项危险的计划。本章仍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米切尔改用一种略显华丽做作的文字风格来衬托主人公的个性(这种语言特色在英文版中更为明显),然而这个故事本身并无太多新意。

小说直到第七章才试图点题。这是一个发生在伦敦的故事,主人公正是一位替别人撰写回忆录的代笔作家。如果说本书前两章似乎在模仿村上春树,那么这一章就有可能是在向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致敬。主人公在一天当中连续遇到几起偶然事件,激起了他对于命运的偶然性的思考:“古怪。如果当时那把椅子没有倒,凯蒂也许就不会发神经把我赶走,那么我就不会在那一刻赶到这个地方救下这个女人。”事实上,“偶然性”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曾被保罗·奥斯特反复书写。这一章中还穿插了一个某人“自己跟踪自己”的奇怪故事,这个故事的风格像博尔赫斯,但也和奥斯特《纽约三部曲》中的荒诞古怪故事在气质上有相似之处。也许是为了让这种联系更加明显,作者干脆把主人公业余参加的摇滚乐队命名为“偶然之音”,《偶然之音》(The Music of Chance)正是一本保罗·奥斯特的小说的名字。

《幽灵代笔》的第八个故事发生在爱尔兰。本章可能是全书九个故事中最不成功的一个,讲的是一个“正义的科学家保卫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被用于战争”的故事,这个主题本身就已不很新鲜,而本章的人物又显得扁平、苍白,对话写得啰嗦、无味。在语言风格上(英语版尤为明显),米切尔似乎在有意淡化文学色彩,转而模仿通俗科幻小说的语言,文字不再细腻、精致,句子显得生硬、机械。也许这是一种戏仿?除此之外似乎看不出本章有任何精彩之处。

但小说的第九章很好看。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纽约,地点是一家当地电台的演播室。据说米切尔在写本书时已经亲身去过所有前八个故事的发生地,却唯独还没去过美国,于是他故意把这个纽约故事局限在一间小小的演播室里。此外,他还给自己设置了另外一个限制——只写对话,不出现对话以外的任何描述性语言,读者需要靠自己来判断每句话的讲话者是谁。这种“百分之百对话”的写法其实并不是米切尔的独创,至少美国后现代作家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也都喜欢玩这种叙事把戏。这种写法要求作者能够通过对话的内容来交代清楚讲话者的身份,同时对话还要精彩、有趣。不难看出,米切尔试图在这一章写出“美国味儿”,而故事中那位电台DJ插科打诨、自作聪明的说话方式也确实很有美国味道。这个故事本身带有科幻色彩,时间跨度达好几年,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险些发生,故事中又出现了一个“非人”的角色,它自称“动物园管理员”,极有可能是小说前一章那位女科学家研制出的高科技“幽灵”。

在小说篇幅极短的最后一章,我们重返日本,来到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事发现场。这是本书第一个故事的序曲。小说在此结束。想要知道后事如何的读者是不是应该翻回本书的开头,把这部小说重读一遍?

  
《幽灵代笔》是一本经得起重读的小说。重读的乐趣之一就是在字里行间发现那些初次阅读时被忽略的细节和线索。这部小说并没有像侦探小说那样在结尾处揭开谜团,全书的九个故事、众多人物也并没有在结尾处拼贴出一幅严丝合缝的完美图画。本书需要读者自己去发现这些故事和人物之间的微妙联系——彼得堡博物馆里的阴谋是否和香港金融律师的意外有关?爱尔兰女科学家的发明和蒙古有什么关系?伦敦的代笔作家邂逅了哪几个其他章节里的人物?释放毒气的恐怖分子到底有没有在冲绳岛被俘?

这部小说在技巧上的成功胜过它在塑造人物等方面的成功。然而作为一部处女作来读,大卫·米切尔的写作技艺足以让人佩服:他似乎可以熟练地驾驭科幻、历史、奇幻、犯罪等多种小说类型,能够在不同的文字风格之间变换自如,这位作家显示了独创性和实验精神,他可以把文学小说写得像通俗小说一样吸引读者。

除了本书,米切尔还写过《九号梦》(Number9Dream)、《云图》(Cloud Atlas,中译本也已出版)和《绿野黑天鹅》(Black Swan Green)。《幽灵代笔》曾入围《卫报》处女作奖决选,《九号梦》和《云图》均入围布克奖决选。

《幽灵代笔》中的某个人物说过下面一段话:“我们全都认为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但事实上,它们是被我们周围的力量预先代写的。”其实写作也是一样:当一位作家善于吸纳来自众多文学高手的功力,他的体内就会生活着众多的写作幽灵。当他下笔之时,这些幽灵就会时常显示神通、为其代笔,于是精彩的文字便会从他的笔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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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

香港书店的一大特色是,几乎每家店里都有专门一架政治“禁”书,这些书的购买者据说主要是内地来港的游客。我翻过这些书,质量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东拼西凑的政治八卦。购买前最好先查看一下,以免浪费了上百块港币。

徐中约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好像从来都没在这类书的架子上出现过,带这本书过海关估计也不会遇到太多麻烦。这套灰不溜秋的书(上下册)在很多香港书店里并无出售,即使有,也会被搁在某个并不显然的架子上,和其它那些同样有着乏味的名字、单调的面孔的书籍挤在一起,共度寂寞时光。

但我觉得,假如本来就有一笔来港选购“禁”书的资金,而且还不知道买哪一本是好,那倒不妨考虑本书。此书分上下两册,如果资金不足,买一本下册就够了。上册的内容不需要来香港也能看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出过此书的简体字版,全一册,共636页。而繁体字版分两册,共1083页(1083-636=?)。上册主要讲的是清末那些事儿,那些事儿好像不管谁谈都争议不大。重点在下册。下册从孙中山讲起,一直讲到眼下,重要的看点呢,当然是那些神秘地消失于简体字版中的岁月、那些被内地编辑温柔地抹去的文字。

这本《中国近代史》其实是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The Rise of Mordern China》第六版翻译而成,此书据说是美国大学的常用教科书。作者徐中约教授(Immanuel C.Y.Hsü, 1923-2005)写这本书大概主要针对的是美国读者,所以书中关于中美关系的内容似乎有些过细,但是,作者在美国撰写此书,下笔时大概不会存有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的过多顾虑。我的史学知识过薄,无力评价此书,只能弱弱地说一句:嗯,我觉得还挺靠谱的(顺便指出一处小小的疑惑之处:据我看最近几年的资料,江青被捕时好像并未如本书所述那样大哭大闹,高喊“主席尸骨未寒,你们竟敢造反!”)。

这本《中国近代史》对史学发烧友来说可能太过浅显,但我相信读者当中也不乏像我这样的史盲兼历史教育营养不良者。对我来说,这本书(我只买了下册)比我想象中要好读得多。本来抱着恶补近代史的目的买下此书,准备放一边儿慢慢看。一不小心,就跟读小说似的,不到一个星期就通读一遍。我越发觉得:历史往往比小说更加曲折、更富讽刺、更为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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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临古画(四)

这次临的是(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里的一幅绣像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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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烦恼(书法练习)

《上学的烦恼》是法国作家达尼埃尔·佩纳克(Daniel Pennac)写的一本自传体小说,曾获雷诺多文学奖。最近此书的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还没读过这本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篇介绍

这本书封面上的书名是本人拙作。当初该书策划人彭伦兄觉得书名用宋体字太过呆板,就找我用毛笔写了一个。今天贴出来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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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染的中文”

最近在香港翻书,经常看到“被污染的中文”这种说法。在梁文道所著的书人访谈录《访问》中,有董桥的一段话:“大陆呢,老实说,文字写得好的,真的没有几个,就像陶杰(笔者注:香港著名专栏作家)讲的,他们的文字污染了。”

这几天读香港作家陈云的《中文解毒》,该书的副标题叫《从混账文字到通顺中文》,说的却是香港本地的中文污染。陈云认为当下港人的中文受到来自西方的洋文和来自北方的大陆用语的双重污染,令人痛心疾首。不言而喻,在陈云看来,大陆的汉语更是被污染得一塌糊涂。

《中文解毒》(以及作者的的另一本书《执正中文》)中有不少文章其实是借着谈语文来谈政治的。该书文字犀利、例证充足,很多地方还很幽默。书中有些观点我并不认同。然而,所谓旁观者清,听听这些说法不无益处。

《中文解毒》中不少篇幅用来讨论大陆“官方语文”的种种“罪状”,如“滥用套式语”:向……学习(学习)、把……进行到底(坚持)、为……创造条件(促成)、站到……的对立面(对立);又如“滥情词”:热烈庆祝、亲切交谈;还有“滥用北方的方言词”:第一把手、抓好政策、搞活经济;等等。同时,很多在陈云看来属于“混账文字”的大陆中文正逐渐侵入香港:香港媒体报道特首曾荫权与学生交流,用的竟是“真情对话”、“零距离接触”这种词语,而“搭建平台”、“政策倾斜”等大陆政词,也成了港府用语。

我本人觉得体会“混账中文”最好的办法就是看CCTV的新闻联播,那些雷人的中文被播音员用雷人的语调播送出来,有时候仔细想想,是很恐怖的。

其实民间语文也难免不受“污染”。以前读过大仙写的一篇文章,该文列举了“十大恶俗流行语”:1、谁动了我的____?2、都是___惹的祸!3、今天你___了没有?4、亮丽的风景线。5、零距离。6、我是___我怕谁?7、我___故我在!8、打造。9、指数。10、爆笑。

对于写字儿的人来说,力求自己的文字不被“污染”是应该的。

不过,话说回来,文字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容易被“污染”呢?这是个更加深刻的问题,我自己对此尚无确定的答案。我只知道,文字是活的、不断随时代变化的,其风格是带有时代感的。陈云认为“对毒品说不”这句戒毒口号不是好中文,完全可以用更为简单直接的“拒绝毒品”代替,我却觉得虽然这种“对……说不”的句型用多了也会变成恶俗句式,但至少这种说法是更有时代感的,对于青少年来说,“拒绝毒品” 这种口号听起来肯定比“对毒品说不”更加干巴、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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