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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遗作该不该被烧毁?

今天我们能读到卡夫卡的小说,这件事其实是违背这位作家的本来意愿的——“去世前,他曾要求他的朋友麦克斯•布罗德把他写的所有东西甚至已出版的东西都烧掉,幸而布罗德没有遵从他朋友的意愿。”以上这段文字引自《文学讲稿》一书,作者是写过《洛丽塔》的著名作家纳博科夫。有意思的是,纳博科夫本人去世之前,在遗嘱中指示继承人烧掉他来不及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纳博科夫死后,这份用铅笔写在138张检索卡片上的手稿是否会被付之一炬一直是个悬案。直到最近,这部手稿的命运才最终明朗。

对于这则新闻,我当初最好奇的是一个细节:为什么纳博科夫的遗作是一叠卡片?后来终于搞明白了:纳博科夫的写作习惯非常独特,完成小说的大致构思之后,他并不是从第一章开始按顺序往下写,而是先把一些想好的片段、场景写在一张张卡片上,最后再把这些片段排列、整理成小说。《洛丽塔》和《微暗的火》都是如此写就。纳博科夫的遗作也不例外,这本名叫《劳拉的原型》(The Original of Laura)的小说,是纳博科夫1977年在医院的病榻上创作的,临终前他写满了138张卡片。

纳博科夫是位语言大师,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对自己作品的每个段落、每个字、甚至每个音节都反复推敲、非常讲究。因此不难想象,他不希望把未完成的作品留给世人。然而这些卡片到底该不该被烧掉?这成了他留给在世亲属的一个难题。这些卡片一直被秘密地锁在一家瑞士银行的保险柜里。纳博科夫的夫人于1991年去世,死前没有下这个狠手,于是把问题留给了纳博科夫的儿子,今年已经73岁的底米特维。

底米特维在“烧与不烧”的问题上表现得举棋不定。他曾一度放出口风说真要把《劳拉的原型》销毁,同时又不断对外界谈论这部遗作的精彩之处——它“凝结了纳博科夫创造性的精华”、“是一本杰出的、充满独创性、有可能显得激进的作品,其文学风格与纳博科夫的其它小说大不相同”。学者、评论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争论不休,有人还暗讽底米特维多年以来一直在故意吊大家的胃口。直到今年4月底,纳博科夫遗作的命运终于尘埃落定,其子底米特维明确表示:不烧!出版!

这个结局到底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这要看对谁而言了。对于天堂里的纳博科夫,他会因为自己的遗愿遭到违背而大发雷霆吗?或许他会拍一拍身边一起散步的卡夫卡的肩膀,挤挤眼睛笑笑说:“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对于喜爱纳博科夫的读者,对于那些视他为写作老师的作家,能够有幸一窥大师的草稿,应该是件好事。问题是:当这份手稿最终出版时,我们在书店里看到的会不会是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装着138张没有顺序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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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摄影:《雨夜》

前几天下大雨的某个晚上用手机(Nokia N70,还没换)拍了张照片。闲着没事儿的时候用 Photoshop 修了修,贴在此处凑个数。跟大家分享一修图心得:低端数码摄影器材拍出来的照片颜色都偏蓝,视觉效果比较寒碜,还透着一股冷冰冰的机械气息。解决办法:把颜色调得绿不叽叽的,效果就出来了,一不小心还能整出点儿“艺术气息”,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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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中的五个大妈(文字涂鸦)

我看见夕阳中的五个大妈。时间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地点是我居住的小区。我一抬头,看见了夕阳中的五个大妈。

夕阳中的五个大妈。她们留短发,穿无袖、清凉的上衣,胖胖的胳膊露在外面。她们皮肤油亮,每人手持一把蒲扇。她们走在小区的夕阳里。她们是夕阳中的五个大妈。

五个大妈,她们走在夏天傍晚的夕阳里。她们精神很好,她们的步子迈得很大、很结实,她们走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小区中央的石板路上。她们的身影浸在夕阳里。

在夕阳的光线里,她们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大妈。她们的身材微胖,她们精神很好,她们边走边聊。她们走得很整齐,有时排成一字队,有时排成人字队。夕阳把她们的身影投射在小区中央的石板路上。

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大妈,她们每天都要在这个时刻出现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小区里。这五个大妈,她们从容地走进小区大门,沿逆时针绕小区中央一周,然后从容地消失在小区门口的夕阳里。

我住在这个小区。每天傍晚,我走在小区中央的石板路上,总会看见夕阳里的这五个大妈。她们精神很好,她们总是走在我的前面。她们有时排成一字队、有时排成人字队。她们的步子迈得很大、很结实。夕阳给她们的背影镀上一层金色的光。她们是夕阳里的五个大妈。

这五个大妈不住在这个小区。我住在这个小区。在每天傍晚的夕阳里,这不住在这个小区里的五个大妈沐浴在这个小区傍晚的夕阳里。我跟在她们后面。我住在这个小区里。我的背后是夏日傍晚的夕阳,我的眼前是夕阳中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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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恋爱的犀牛》

最早看孟京辉的小剧场话剧是在十几年前。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孟京辉导演的弟弟是我的同班同学,时常给我们发放免费的话剧票。从海淀到城里的小剧场距离贼远,忘了当时是怎么折腾过去的。我看了《思凡》、《我爱XXX》等孟氏话剧,觉得非常新鲜、真他妈好。

十几年之后的最近,又看了一场孟导的《恋爱的犀牛》,依然是熟悉的孟氏风格,依然新鲜,依然好看。

独特的视觉效果一直是孟京辉话剧的特色。这出戏也不例外,舞台上只有几件简单的道具,演员自由地游走于舞台和观众席之间。接近高潮的部分,舞台上灯光熄灭,隐约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几分钟后灯光重启,整个舞台已经被一尺深的水淹没(据说动用了20吨),气势壮观,令人惊叹。此后的戏演员们几乎都是蹚着水完成的,哗啦哗啦地非常奇特。演出进入尾声时,一道水柱从天而降浇在男主角身上,这位演员浑身湿透,在瀑布般的水流中完成了最后的大段独白。

《恋爱的犀牛》应该算是一出爱情戏,而且那些抒情的台词在风格上可以说是相当古典的:“你是甜蜜的、忧伤的、嘴唇上涂抹着新鲜的欲望,你的新鲜和你的欲望把你变得像动物一样不可捉摸,像阳光一样无法逃避,像戏子一般毫无廉耻,像饥饿一样冷酷无情。我想给你一个家,做你孩子的父亲,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我想让你醒来时看见阳光,我想抚摸你的后背,让你在天堂里的翅膀重新长出。”

这种台词,一般来说,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很难奏效的,搞不好观众席上还会传来“傻逼!”的叫声。可是《恋爱的犀牛》里面一段一段地全是这种古典式的、诗歌范儿的抒情,抒情得不得了,可是它竟然奏效了,没让人觉得傻逼,反倒让人感动。怎么整的?

我觉得,秘诀在于“搞笑”。《恋爱的犀牛》一半儿是抒情,一半儿是搞笑,一段儿抒情、一段儿搞笑,花插着来。搞笑部分,很无厘头,很粗俗,很搞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笑完之后,紧接着就是抒情,就是独白,就是诗朗诵——以前真没见过这种极端的搭配。可是这种搭配奏效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原因可能是:在今天,“抒情”这种东西已经被兜售煽情的流行媒体、手法恶俗的政治宣传和一批矫揉造作的使用者给彻底糟蹋了。你要是在那里特真诚地抒情,大家会觉得要不你这人装逼、要不你这人傻逼。在今天,如果你想整点儿抒情,首先你得让人觉得你不是二逼才行。怎么办?搞笑。你能开特粗俗的玩笑证明你这人不装逼,你能用特聪明的笑话把大家逗乐了证明你这人不傻逼。大家乐了,接受你了,紧锁的心灵之门打开了,这时候,你才获取了抒情的资格证书,你的诗句和眼泪才能被人当真。所以,我觉得,《恋爱的犀牛》非常聪明,也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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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邪典小说”(Cult Fiction)?

英文里有一个词叫“Cult Fiction”,指的是一种类型的小说。这个词到底怎么翻译似乎还没有定论,好像有人译成“异色小说”。不过,与这个词相近的“Cult Movie”如今一般被译为“邪典电影”,那么我觉得干脆把“Cult Fiction”翻译成“邪典小说”也不错。

什么是“邪典小说”?似乎好像也没有定论。有一种简单的说法,“邪典小说”就是那些“得到了一定的商业上的成功,并拥有一批忠实的小众粉丝”的小说。我自己的理解是,“邪典小说”是指那些有些怪,有些另类、有些非主流的小说,这些小说在一批(可能是一小批)读者那里大受追捧;虽然流行但太主流的小说不是邪典,而虽然另类但没有足够多的拥戴者的小说也不是邪典。所以说,“邪典小说”大概有两个要素:1. 邪:属于非主流、另类的,2. 典:得到一批(小圈子里的)粉丝的认可和强烈追捧。 我理解,“邪典小说”这个词不像“侦探小说”这个词一样仅仅定义一种类型,它还强调出版后的效果(有一批追捧的粉丝)。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最近刊登了一篇题为《50本最佳邪典书》(50 Best Cult Books)的文章,文章中对“邪典”的定义也很模糊:

“什么是邪典书?我们几经尝试,却无法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不妨这么说:邪典书是那些常常能在杀人犯的口袋里找到的书;是那些你17岁时特别把它当回事儿的书;是那些它们的读者嘴边老是挂着‘XXX(作者名)太牛逼了’的书;是那些我们的下一代搞不明白它们到底好在哪儿的书……。邪典书里经常出现的是:毒品、旅行、哲学、离经叛道、自我中心;一本邪典书往往很快就过时了,而它们的封面设计又总是喜欢挑战读者的接受极限……”

《每日电讯报》的这篇文章列举了50本最佳邪典著作,其中有不少通俗小说,但也不乏世界名著,比如: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博尔赫斯的《迷宫》、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加缪的《局外人》,等等。

Update 2008-11-16: 应《上海书评》约稿,我写了一篇更长、更详细地介绍邪典小说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邪典:由读者决定的小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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